学生上课如“追剧”武汉大学的六位院士在这门课上做了什么

大家好,今天小编带来学生上课如“追剧”武汉大学的六位院士在这门课上做了什么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来看看吧。

学生上课如“追剧”武汉大学的六位院士在这门课上做了什么

2004年，6位院士合影，左起张祖勋、刘经南、宁津生、李德仁、陈俊勇、龚健雅

每年秋天，当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梧桐叶开始飘落，6位院士会从天南地北的会议中抽离，陆续回到一方不大的讲台上。

台下是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这些大一新生刚从应试教育中浮上来，他们邂逅的第一位老师，就是院士。

这是一门叫作《测绘学概论》的课程，由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讲授，有人称它为“最奢侈的基础课”。课上不点名、不签到，阶梯教室后排却挤挤挨挨站着人。课后，找院士签名的学生排成长队。

20年间，这门课走进了武大的通识课堂，走进了千里外的同济大学，听过课的学生上万人次。最初，院士们仍需亲自拿着笔尺，将课件画在薄薄的透明胶片上。如今，带有动图的多媒体课件取代了胶片。时间也改变了几位科学家，他们变成平均年龄77岁的老人，师生年龄相隔半个多世纪。

不变的是，站在讲台上，几位院士仍会常常提起自己的“老师”——武汉测量制图学院（下文简称“武测”，2000年与武汉大学合校）的创始人、新中国测绘界的大师们。坚持给本科新生上课的传统，始于这些“老师的老师”。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甚至用生命守护一方神圣的讲台。这一代院士，从老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只不过，他们需要对抗的东西，早已不同了。

王之卓（中）与学生合影

理想的大学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开始讲课前，李德仁院士习惯走向讲台中央。年近80岁的他缓缓弯下腰，鞠上一躬，仿佛音乐会开场了。

200多人的大教室里格外安静。有人托着腮，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眼前的老人。站在台上的老师，正是他们桌上课本的编者之一。

宁津生、陈俊勇、张祖勋、刘经南、李德仁及龚健雅，这6位院士被认为是测绘学领域内的“传奇”“一代奠基人”。但在这门课上，他们是最普通的授课老师。

“理想的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有人用林语堂的名言形容这门课。

武大学生则霸气地称这些院士为“测概天团”。“集齐签名，召唤神龙”。

这个“偶像天团”，看上去和时髦毫不搭边。他们是一群“爷爷级”的老头，年纪最大的85岁，最年轻的一位60岁。在难得的合影中，6位老人有些拘谨地站成一排，双手大多叠在身前。镜头清晰暴露出他们额前稀疏的头发、岁月在脸上留下的一道道褶子。

宁津生院士是这门课的发起者。今年85岁的他，对流行文化的印象，还停留在10多年前。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地测量学家，笑呵呵地说，学生找他要签名时，他有种成了“超女”的恍惚感。

这门课讲授的内容，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从课程设计之初，院士们就统一意见，要尽可能地贴近年轻人，“不能吓跑他们”。讲义中拗口的概念删了又删，教材特意制作成彩色，插画、图示几乎占了一小半。

整整20个课时，6个院士，4个教授，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测绘？”

上大学前，叶晓彤对这个专业几乎一无所知。和很多人一样，她以为测绘就是“拿个黄色的三脚架在马路上量量”，很艰苦而且没啥技术含量。听完院士们的讲课，她对测绘的认识完全颠覆了。

从宁津生不紧不慢的讲述中，她第一次知道，原来“GPS导航卫星”“可量测的全景影像”，这些高大上的先进科技，和测绘这个古老的学科密切相关。测绘早已进入“大测绘”时代。

“测绘的本质就是研究时空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干什么？要到哪里去？这既是哲学家问的问题，也是保安问的问题。同时，它还是导航研究的问题。”卫星导航专家刘经南常笑着给新生讲这个段子。

在他的课堂上，测绘这个看似枯燥的学科，不仅与哲学相关，与历史、生物甚至天文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信手拈来各种小故事：黄帝战蚩尤时三天三夜困在大雾中，多亏发明了指南车才打赢这一仗；因为有定位基因，人类才有方向感和距离感；用射电望远镜可以测量星系之间移动的距离，让我们知道宇宙是否在加速膨胀……

叶晓彤听得一愣一愣的，“很多完全没想到的地方，突然被启发到了”。这些院士仿佛是站在山顶上的一小撮人，他们的视线穿透远古和星空，顺着他们的目光，叶晓彤窥见了一个极开阔的地带。

这正是开这门课的目的。在宁津生看来，这些刚从高中毕业的孩子，不一定能完全听懂课，但他们会对测绘有一个“感性认识”，知道这个学科不再是传统的野外作业，它有很多高科技、很前沿的东西。

干过10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的他记得，开这门课前，很多学生不愿学测绘。虽然这所学校的测绘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每年录取的新生里，十个就有七八个第一志愿不是测绘，两三个强烈要求转专业。

卸任校长后，宁津生听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也是这个情况。他们尝试开了一门“院士课”，效果很好，转专业的学生少了很多。他很兴奋，和几位院士一商量，大家一拍即合。“与其靠辅导员去劝，去做思想工作，不如靠院士去讲。”

一晃，20年过去了。同济那门“院士课”早没了，武测合并到武汉大学，校名都没了，几位院士从中年迈入了暮年。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坚守在这门课的讲台上。

《测绘学概论》课后学生排队找院士签名

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协调这门课并不容易。几位院士和教授，分属不同学院，且常有外单位院士加入，实际授课院士往往不止6位。听课学生多达上千名，需要分成好几拨儿。

龚健雅院士记得，武测与武大合校后，这门课受到很大冲击。武大有些领导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个事？”但宁津生很坚持，他一定要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

“我们这6个院士，之所以对教学这么热爱，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宁津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给新生上课，他有时会特意留出一页PPT，放上夏坚白、王之卓、叶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很多新生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尽管他们创立了武测，后辈的研究成果飞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达了南极，但与他们的故事，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5年年初，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夏坚白，呼吁创建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一年多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成立，同济大学等5所高校测绘师生随迁至武昌。刚从同济大学测量系本科毕业的宁津生，被分配至这所学校担任助教。24岁的他跨入校门时“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着去生产一线，“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座新成立的大学，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凉的坟茔，经过400多天的昼夜奋战，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终于冒出了几栋红砖小楼。

在这片简陋的校园里，宁津生彻底改变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测绘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这所新学校拥有5位一级教授，数量在整个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著名大学校长：夏坚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学代理校长，陈永龄曾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一级教授叶雪安，曾是中国第一个测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带着同济测量系师生，拖着笨重的仪器，一路逃难一路讲课。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教授们努力保住一块教学的讲台。首任院长夏坚白极力主张“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在他的倡导下，所有一级教授都亲自给新生上课，包括他自己。

教授之间相互听课评价，这是建校时便创立的制度。夏坚白常穿着胶底鞋，悄悄出现在教室中。

教师上台讲课，被视为一件颇为神圣的事。在开学前，王之卓总会将一学期的课程全部备完，写好讲课笔记。讲课前一周，再修改补充，考虑教学方法。到了课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讲内容全部仔细备一遍。他的讲课笔记由于多次补充，写得很乱，别人看不懂。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宁津生必须先从助教干起，除了为讲课教授画挂图、批作业、给学生答疑外，他还得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听教授们上课，学习怎么教书。3年后，他才有资格登上讲台。

宁津生记得，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近。每个星期，老师会到学生宿舍答疑，因为学生多，“往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答疑时间就有六七个小时”。野外实习时，师生更是形影不离，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课”上的多位院士，都在这个时期考入这所大学。和现在的大多学生一样，测绘并非他们的第一志愿。

测绘界唯一一位两院院士李德仁回忆，他当时也有很大的专业情绪。这位尖子生原本报考的是北大数学物理系，“想搞火箭”。没想到，教育部为了照顾这所新大学，将他录取至武测航空摄影测量系。听了夏坚白院长的新生训话，以及系主任王之卓的讲课，他才逐渐喜欢上这个专业，“发现也需要学好数学和物理”。

他喜欢琢磨问题。对一位苏联专家撰写的教材产生质疑后，他写成论文递到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手中。没过几天，王先生将李德仁约至家中，两人坐在书房里，久久地讨论，直至天色已晚。之后，李德仁成了王先生家的常客。正值困难时期，老先生家每每分到东湖鱼、梁子湖螃蟹之类的好东西，总会叫上学生一起享用。

原本想学生物、打算回去复读的刘经南，在入校后也慢慢对专业来了兴趣。上叶雪安讲授的大地测量学时，他发现课本中一个定理的推导过程“不严谨”，它借助了图形思维，而不是“完美纯粹的数学思维”。刘经南一头扎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资料中，自学了理科的微分几何、复变函数和矢量代数，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纯理性、抽象的思维推出来”。

过了一个学期，在宿舍楼的答疑室里，刘经南将好几页的推导纸递给叶雪安。这位60多岁的老先生，叼着烟，仔细看了刘经南的推导，高兴地说：“你这倒是个严谨的方法，我们都要借助于所谓的微分线段，你这个完全不借助图形，从理论到理论。你这个小子不错。”

刘经南很受鼓舞。他问：“这个可以发表吗？”叶雪安悠悠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文章没能发表。“文革”很快袭来。被抄家后，叶雪安因不堪凌辱，在浴室中服毒自杀。武大图书馆中几本发黄的教材，是他留下的不多的痕迹。

在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测绘三杰”与夫人合影，后排左起王之卓、夏坚白、陈永龄

夹着烟纸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教材1968年冬天，包括刘经南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已全被分配或遣散。很多人流着泪烧掉专业书，王之卓却给大家打气：“哪怕将来我们去卖冰棍，冰棍箱子里也要带上书。”

学生走远了，他和夏坚白仍在挥手：“不要丢了专业，不要丢了外语！”不出两年，武测被撤销，军队接管了校园。

1972年春，政治环境略有改善，夏坚白找来武测一位前同事，共同拟就一份近5千字的建议书，恳请“恢复武汉测绘学院、测绘科学研究所、国家测绘总局”。听说一位前同事打算调去地震队，夏坚白拉着他的手说，“叶先生（指叶雪安——记者注）死了，搞大地测量的人不多啊！你不要走，武测会恢复的，是需要你们的。”

1973年3月，周总理终于作出批示恢复这所学校，夏坚白闻讯后热泪盈眶。但他再也没能踏上讲台。

在师生流散的岁月里，他曾将几位原武测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业余测绘科学研究小组”，匿名翻译了两本外国学术著作。宁津生冒险加入了小组。

王之卓也在偷偷地编写教材。文革结束后，他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里面是一叠各种颜色的纸张，夹着游泳牌和飞马牌香烟的烟纸。这些写满公式和符号的碎纸片，变成了60万字的《摄影测量原理》。

早在留学德国时，夏坚白、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回国后要合力编写教材，“一同做一番事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辗转英德留学。学成回国后，被称“测绘三杰”的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合作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教材。

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讨教材的修订。20年间，《测绘学概论》再版了3次，变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

在德国留学时，陈永龄、夏坚白、王之卓与友人合影

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在给新生的课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

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改论文、排章节，将他的论文推荐发表，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录取。文革结束后，王之卓立即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为他举行专门考试。干过建筑工，种过水稻，扎过钢筋的李德仁，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

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荐信，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324页的博士论文，取得该校历史最高成绩，评委评价“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

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妻子给“老大不小”的他寄来书信：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

和导师一样，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一口气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还编出3本教材。

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评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原来是几万元，后来小数点往后挪了几位，涨到几千万元。他越来越忙，各种会议、出差，将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

当了武测校长后，他离讲台更远了。一位本科生毕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深感遗憾。李德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接过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亲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学生所在单位，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

刘经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每晚仍坚持去实验室。很多人摸清这个规律后，在门口排着长队等他。能留给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

宁津生认为，校长没空上课可以理解，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把握方向、服务教师”，归根结底是提高教学质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长，现在甚至连很多最普通的教师，都很难把教学放在首位。决定他们晋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课，而是一堆堆的论文、表格和项目。

“这个评价体系很糟糕，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这位老校长提高音量说。他怀念起刚进大学的日子，那时所有新教师从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许多大学，博士后进大学直接就是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学城参观时，刘经南感触很深。那些大学都在郊区，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气，但一到晚上，就变成了死城，“看不见一个人”。老师都回到城内，学生窝在宿舍里玩游戏。

“感觉老师和学生脱节了，学生变得很孤独、很内向。”刘经南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这些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课”的诞生。几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讲台。

2017年10月12日，宁津生给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第一讲

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20年来，这门课更新的速度很快。讲地理信息系统时，龚健雅以前常讲“单机的、局域网的系统”。而现在，课件上的内容早变成了“广域网的、手机的系统”。

与课程的发展同步，中国科技界也在大跨步向前。李德仁记得，刚回国时，45岁的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把文革丢掉的时间补回来？”当时在武测，除了上课，每个学者都在“玩儿了命地做科研”，半夜翻墙上机是常事。

如今，科学界早已翻过新篇，到处都在谈论“创新”，谈论“国际一流”。但到了新时代，宁津生却不鼓励学生“动辄提创新”。“搞两三年就让你们创新，创国际一流，不现实。还是要踏实一点。”他常对学生说，“从0到1的创新很难，你们作为学生，可以多尝试从1到1.5的创新。”

刘经南的教学风格不同。这位“喜欢挑战”的科学家，思维发散开阔，他常在课上坦言自己的“诺奖情结”。第一次见面，一位博士生就被他的气势震住了。导师坐在桌子对面，语气很平常，但决心毋庸置疑：“你们要做，就做到国内第一、世界第一。”

李德仁则认为，创新源自学科交叉。这一看法，与他的导师一脉相承。王之卓曾打趣地提出“科技边际效应观点”：“不同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效应，正如大陆与海洋的交接边缘，一定是生产力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样。”

不过，不管如何创新，几位院士都认为，做科研必须坐得住“冷板凳”。早在武测院刊创刊号上，王之卓就直言：“向科学进军喊口号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一个较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宁津生一辈子专注于研究地球重力场。为了做一个课题，他和合作者一道一道解开了130321个公式。学生李建成花了26多年时间，将大地水准面的精度提高到厘米级。46岁时，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的院士。

从中学时代起，刘经南就在琢磨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得诺贝尔奖？”大学时他想到，如果能计算出宇宙膨胀的加速度，离那块金灿灿的奖牌肯定不远了。当了博导后，一个“性格有些坚毅”、来自农村的陕西男生接受了这个挑战。刘经南激励他，“得诺贝尔奖不是这么容易的，你可能搞不出来，但你可以让你的学生继续搞，徒子徒孙都可以做下去！”

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学生一直在埋头编软件，一页一页地啃英语论文。交流科研进展时，刘经南发现，他抱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是一句句的汉语翻译。

没过几年，3位美国教授宣布，测出宇宙以正加速度膨胀，这个力来自暗能量。2011年，这一发现获了诺奖。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刘经南讲到了这个故事，多位学生对此印象深刻。虽然与诺奖无缘，但这个“傻得可爱”的陕西男生，后来将同样的理论方法，用到了嫦娥号的数据处理上。

在这门课上，刘经南好几次预测与测绘相关的诺奖。3年前，他正在坐在汽车里，一个学生兴奋地打来电话，“你讲的生物导航系统真的得奖了！”

20年来，几位院士努力在学生心中撒下一种渴望，那就是对科学高峰的向往。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提醒着，这种渴望不能被扭曲、被异化。这一教诲同样来自老前辈们。

王之卓极力反对过分溢美之词。但凡有人在文章中提到“王之卓公式”，他阅稿时总要划去，附上纸条，“请再不要提王之卓公式”。

龚健雅曾将自己的一个数据结构命名为“perfectdatastructure（完美数据结构）”。王之卓看过论文后严肃批评道，“你不能自封为‘完美的’。”龚健雅解释，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完整的”。老先生皱了皱眉说，还是不行。

指导博士生李彬时，宁津生也有着相同的态度。一次，这位学生打算用“前沿、首次”几个词介绍自己的最新算法，宁津生果断否定。他送了一幅毛笔字给李彬，上面写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严谨求实。

2017年10月12日，讲课完毕后，宁津生给同学们签名

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可惜没成为宁津生的学生之前，李彬觉得宁津生就像“遥远的一颗星”。在一个高端学术交流会上，李彬远远望见这位院士、前校长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

成了他的博士生后，两人经常隔着一张小桌子，从科研聊到细碎的日常生活。每次离开老师家的小客厅，李彬包里总会被师母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有豇豆、花生米、辣椒酱等各色“宝贝”。这位博士结婚时，宁津生穿着衬衫西裤出现了，做了他的主婚人。

还没等他毕业，老师突然“老了”。他的腰折了下去，走路久了便心慌腿软。来参加李彬的论文答辩时，老人在秘书的搀扶下走来。在场的评委都劝宁津生回去等消息，但他坚持听完3个多小时的答辩。

给本科生讲课时，宁津生也很难再站着上课。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院士不得不“服老”，上课时坐在一把灰黄的旧椅子上。

但他们仍在为这门课忙碌着。教材的第4版正在修订之中；同样的概论课移植到了同济大学；最近，给研究生开一门类似的概论课，又被列入计划之中。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领导来到武汉大学，征求院士们对70岁退休制度的意见。宁津生在会上平静地说，他对退休没有意见，只有一件事，还望商榷。

这位老科学家顿了顿说，他想继续给大学新生上课。“我们6个院士有5个过了70岁，要是因为退休，断了这门课很可惜。”

正如当年老教授用精彩的讲课留住了他们，这几位院士也留住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宁津生记得，开了这门课后，转专业的学生少了很多。到了第三年，头一遭有外专业的转进来。

在和时间的角力中，几位院士最关心的是人才的接力。

在李德仁眼中，导师王之卓是个真正的“教育家”。这位院士培养出了3位院士，除了讲授《测绘学概论》的李德仁和张祖勋，还有被媒体称为“高铁院士”的刘先林。

刘先林是李德仁的同班同学。最近他突然在网上“火了”，一张照片广为流传：一个光脚穿着旧皮鞋的干瘦老头，埋头在高铁二等座上修改演讲稿。在测绘界同仁眼中，刘先林“不修边幅、不善言辞”，但他是个“奇才”，一个人鼓捣出了5种航测仪器，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李德仁很钦佩这位同门兄弟，但他还是向刘先林提议，要培养年轻人。“老刘，你这个老牛能活多少年？你刘先林死了以后，刘先林的东西没有了，你不是成功的。”

刘先林有些触动，点了点头。

同几位老先生一样，6位院士都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最大成就。宁津生和李德仁门下，各出了一位院士。如今，他们也踏上了接力之路，踏上了这门课的讲台。

武汉大学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10月18日12版）

原标题：一门课，六个院士，二十年

编辑：黄靖芫

资深教授坚守本科生课堂：夯实基础才能铸就未来

? ? ? ?近日，武汉大学一门名为“测绘学概论”的基础课火了，这门课由六名院士和四名教授共同讲授，由此被称为“最奢侈的基础课”，在网络中有关“院士来教基础课是否大材小用”的讨论层出不穷。在近些年来的思潮中，“搞学术”“做研究”似乎被置于更重要的地位，本科生教育相较之下就显得小巫见大巫。这几名资深教授始终坚守本科生课堂的精神属实难能可贵。但这种精神不应只被当作意外惊喜，而更是值得广泛推崇的应有之义。本科生教育作为迈入学术之门的第一步，只有真正夯实基础，给予他们最权威、科学的指引，才能铸造充满希望的未来。

? ? ? 基础课程也能开出学术之花，为学生给予人生指引才是真正价值所向。我国抗战时期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其教师皆是闻名于世的院士、学者，甚至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在最艰难的时期依然坚守讲台，创造一个又一个教育史上的佳话。时任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不是有大楼的地方，而是有大师的地方。”而大师正是指引莘莘学子漫漫人生路的一面旗帜。今天，武汉大学这门最奢侈的基础课，其意义也远不止于讲授课本知识，每一位资深的院士、教授都以其铮铮风骨影响着初入学术大门的学生。这种“言传身教”最能带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也最能激发学生的理想与创造。

? ? ? 教育体制中对学术成果的过度重视，导致本科生教育处于边缘地带。由于目前的高校体制机制中，更多将发表学术论文、进行学术研究作为评判教师资质的标准，所以这就导致了大学之中老师不重视课堂教学的现象，尤其是更初级的本科生教学任务。而本科生本就是对学业和未来最为迷茫的人群，假若在课堂上无法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引，很容易对学习产生厌倦和抗拒心理，长此以往，很可能让本可以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的学生走向歧途，而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整个学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只有重视这些新生代力量，才能不断增强其学术领域的造血能力，形成学术生态的良性循环。

? ? ? ? 完善教师评价体系，让教师们重拾教书育人的热情。首先，“回归课堂”应该被纳入到对老师的考核体系中，而且这层标准不应只是规定上课次数或上课时长，而更需要对教师的课堂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同时可以适当采取一些激励机制，让教师们投入更大的热情到课堂上。其次，对于一些已经脱离本科生课堂教育的学术大咖，高校可以以座谈会、学术讲座等形式增加其与学生的交流机会，这样既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也可以为其奠定良好的学术根基。高校教育不应只停留在传授书本知识的阶段，更重要的是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只有领悟到这一内涵，才能真正培养出更加优秀的新生代。

? ? ? ? 大师教育，提供给学生的是一种视野，一种格局，一种风骨。在培育更多厚积薄发的后辈的道路上，这样的教育不可或缺。未来，希望这样的教育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更能成为一种常态。

被称为“中国霍金”，金展鹏院士是如何体现身残志坚精神的？

没有被病痛所压倒，即使行动不便，但只要能思考，还是要奉献自己一份力量。看照片中，这位爷爷如此慈祥。其实，命运对他挺不公平的，让他半生在轮椅上度过，因为颈椎病造成行动不便，但还是用顽强毅力奉献着自己。坚持思考，坚持用自己力量做着不平凡事情。他说，只要生命没有停下来，自己就不会停下来。看到这句话是，一方面因为爷爷伟大毅力而感动，但是一方面又莫名想哭，为什么对这样一位善良人这么不公平。或许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根据学生回忆，就算是天气不好，院士也从来不会迟到，上课从来不会迟到，永远都按时给学生们上课。记得最清楚一次是，那天雨下特别大，师母还是推着老师来了，来了裤脚、鞋子全部湿了，院士就是这样默默给学生们传授知识。好像好多老师都这样，永远都是学生第一位，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落下学生学业。我们老师也是这样，基本上不会因为自身原因就不来给我们上课了，老师对我们永远是默默奉献。这位院士身体还承受着病痛折磨，但还是能像普通人一样，就算是身体问题，也不是不给学生上课原因。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特殊，该是自己事情坚决要去做。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很多人都会感动吧，尤其是爷爷学生，相信更珍惜爷爷冒着雨来给他们上课的真心，更要珍惜爷爷讲的每一堂课。被称为?中国霍金?，这个称呼特别符合爷爷，身残志坚，在命运不公平时候，没有选择向命运屈服，用自己还有的吗力量奉献着，不抱怨，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尤其是爷爷那份精神，我们真的要学习。

院士亲授本科课程，武汉大学的理科怎么样？

文理分科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和轻松的事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目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日后的考试中，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大学的理科和高中的理科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像是地理这个科目，在高中被划归为文科，但在大学的学科划分中属于理科。

在大学中，适合高中理科生就读的范围其实非常广，在国家划归的学科门类中，理学、工学、医学、农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都非常适合理科生就读。武汉大学虽然以擅长文科著名，但其理科相关学科的教学实力和科研能力都位于国内前列。

在教育部主持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武汉大学有4个学科获得“A+”评级，意味着这4个学科在国内要么是第一要么是和其他优秀院校并列第一。这4个学科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地球物理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和“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属于哲学，偏重于文科，其他三个学科都偏重于理科。

这足以证明在武汉大学，理科的地位不弱于文科，甚至在某些地方，要比文科强不少。

拿“测绘科学与技术”举例，武汉大学在“测绘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双料院士李德仁教授，李院士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测量误差理论与处理方法上有颇多研究结果，其首创的从验后方差估计导出粗差定位的选权迭代法，被称为“李德仁方法”。在刚刚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李院士主持完成的“天空地遥感数据高精度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肩负了各项国家顶级科研任务的同时，李德仁院士还在亲自为本科生们上课，武汉大学测绘专业本科课程《测绘学概论》就是由李德仁院士以及其他6位院士共同授课。院士们用自己的知识和阅历向刚刚走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讲清楚专业的未来发展与社会价值，让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想法。

当然，武汉大学适合理科生就读的专业还有很多，每个都具有自己的特色，理学部探求世界存在的本质，工学部研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信息科学学部塑造信息革命的未来，医学部保障人类的生命健康……理科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学科分支，武汉大学的理科可以囊括一个理科生的绝大部分梦想和期待。

如果你是理科生，分数又合适，不妨把武汉大学加入到你的报考备选名单中。毕竟能在本科阶段就能跟院士面对面交流学习的机会可不多。

李兰娟院士先进事迹学习心得

李兰娟院士先进事迹学习心得

篇一：

　　目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目前正和她的团队在武汉。

　　我们将走进李兰娟的?一线日记?，纪录她的工作，记录一线医护人与病毒赛跑的速度。

　　2月4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李兰娟抵达武汉第3天。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核酸检测一定要每天检，核酸检测最重要的是观察人身上的病毒，我在sars的时候每天早晨做，到第十三天的时候，一个患者的核酸检测阴性了。我就告诉icu病房里的医生护士，说这个病人没有传染性了。

　　医生：我们是血也做，呼吸道分泌物也做。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对，大便里面有没有病毒也很重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是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危重患者的定点医院。李兰娟带领她的团队，与来自浙江、四川、辽宁等援鄂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一起，共同商讨诊疗方案。在这里，收治了16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危重患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检测的项目要把它留好，要一张单子，把它理出来，贴在ICU里面。检测的项目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写好。

　　经过三小时的讨论，治疗方案终于确定。明天一早，李兰娟将带领团队，对部分危重病人实施救治。她仔细交代需要注意的细节，并嘱咐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总台央视记者 卞晓妍：您这两天身体怎么样?睡得好不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没问题，身体好。

　　总台央视记者 卞晓妍：好好保重啊。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没问题，放心好了。家里人都担心我，其实我身体还是蛮好的。

　　树兰(杭州)医院副院长 汤灵玲：李院士你太逞强了，您比我们大几十岁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没有问题。

　　树兰(杭州)医院副院长 汤灵玲：她工作太忘我了呀，每天睡3小时。

　　总台央视记者 卞晓妍：您就睡三小时太少了，多睡一点。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兰娟：现在尽快联系，怎么样提高检测试剂的敏感性的问题。把这件事情要做好，检测试剂的敏感性是非常重要的。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 江应安 ：70几岁的老人了，真的是不分昼夜，她凌晨4点下的火车，吃过早餐接着就开会，各个医院的专家，基层的管理者，都要见面，把她对疾病的认识告诉我们。我感觉，这个老太太，真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篇二：

　　她身上没有传奇，但她是我们健康最终的保护线。当武汉疫情爆发时，每个中国人心里都知道，只要有钟南山、李兰娟等这样的科学家在，我们就不会害怕。

　　她，李兰娟，1947年9月13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感染病(传染病)学家、中国人工肝开拓者、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著作有《传染病学》《感染病学》《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

　　李兰娟从一名赤脚医生成为一名院士，完全是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李兰娟高中毕业后尽管自己成绩优异，但正赶上运动，于是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尽管自己当时什么也不懂，她努力学习，学习经络，学习认识草药等，很快成为的百姓信任的优秀医生。后来被推荐上了大学，凭借努力，她成绩优异而留校，分配到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

　　儿子郑杰说?今日事今日毕?也是她一直恪守的行为准则。李兰娟的医务工作已经相当繁忙，除了临床工作还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学习从不放松，儿子郑杰看到深夜一边补学英语，一边看国外论文。不仅对自己如此要求，对丈夫也是严格要求，从一个有趣的小细节就可以看出。丈夫成为院士后，丈夫看一会电视，她会催着赶紧去看论文。

　　上世纪80年代，重型肝炎肆虐，病死率高达80%。李兰娟一心想要救人，苦于治疗方法有限，只能看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逝去。?李兰娟说，?当初，我们工作的314重病室似乎是被施了魔咒一样，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经过10余年的反复探索、实验，1996年，李兰娟及其团队终于创建了?李氏人工肝支持系统(Li-ALS)?，使急性、亚急性重型肝炎治愈好转率从11.9%上升到78.9%，开辟了重型肝炎肝衰竭治疗新途径。成为我国人工肝技术的开拓者。从2001年起，李兰娟每年举办一次人工肝的推广班，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治疗方法无偿教授给更多医生。?全国有那么多病患，不可能都跑到浙江来就医，在当地得到及时的治疗，才是的结果。?如今，人工肝技术已推广至全国31个省市，她还多次举办全国暨国际人工肝会议，被誉为?国际上的人工肝组织的领头人?。

　　武汉疫情出现大爆发的时候，她和钟南山院士星夜驰奔武汉，作为国家卫健委特别专家组的这次武汉之行是非常关键的，钟南山院士作出一系列重大判断以后，她率先提出武汉?封城?，郑杰认为李兰娟在重大的事件面前，一直果敢冷静。作为传染病学专家，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自我要求。因为专家学者不做表态，更加没有人说了。她的决策，不是一时之举，一方面是自己的专业，零一方面来源于自己抗?非典?经历。在抗击SARS时期，浙江省2003年4月出现第一例SARS患者，除了快速对患者所在的小区进行隔离处理外，李兰娟同时进行了病毒的分离和研究。?两者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使得浙江省中除了3-4个患者，没有其他民众以及医务人员被感染。?

　　李兰娟深知，一个想要拥有健康的民族，一个想要跻身世界医学之林的国家，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人才优势，必须拥有一大批医学名家大师。于是，2012年5月25日，李兰娟与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丈夫郑树森一起捐资，联袂社会各界力量成立了?树森-兰娟院士人才基金?，以奖励和提携在医学科研和临床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的中国杰出科技人才。

篇三：

　　最近李兰娟院士的一席话刷爆了网络!她说：这次疫情结束以后，希望国家给年青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把高薪留给德才兼备的科研、军事人员，适当管控娱乐圈某些?明星?动辄上千万的片酬!只有少年强则国强，为祖国未来发展培养自己的栋梁之才!

　　我想这段话道出了数以万计人的心声，包括我，很早以前就听到老百姓街头巷尾议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如今是戏子当道的时代啊，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如人家一阵子，靠张脸蛋就有饭吃，张张嘴动动手脚就有钱赚，以前还谈谈表演艺术家，现在有人捧就能红遍天??

　　做为80后的我，小学时候写作文?我的理想?，或者大人们问道：?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啊??我们都会高声的回答：

　　我要做一名科学家，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小小的脑瓜里，可能连科学家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但是心里却知道，科学家是最受人爱戴和尊重的，是对社会最有用的人。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就需要努力读书，成为三好学生，去考大学。

　　我要做一名解放军，扛起枪保家卫国。那时候感觉军人的形象好伟大，村里回来一个当兵的，穿一身绿色的军装，提一个军绿色的行李包，从村口下车那一刻开始，就会有很多小孩儿追在屁股后头跑，我想那些孩子心里一定满是羡慕和崇拜，当时幼小的心灵就会种下一个?长大后从军?的理想种子，将来长大了带上大红花，在村里人的敲锣打鼓声中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要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等等。

　　而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要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因为那时教师在我心中的形象是光辉伟大的，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蜡炬成灰泪始干，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孩子们心灵的人，成为孩子们的人生导师!

　　那时候人们谈到理想，想到的是奉献，是牺牲，是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是能成为对别人有用的人，以奉献和牺牲为最大荣耀。

　　而现在呢?现在随便遇到一个孩子，问到相同的问题，大部分情况下听到的回答就是?我要当一个明星!?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是金钱，地位，名声，光环，颜值，粉丝??

　　细细追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导向的呢?记得在我初中毕业时，大家相互在纪念册里留言的时候，就开始有同学写到，将来希望自己能成为三栖明星，从农村走出来的我，当时还傻傻的不懂?三栖明星?的意思。小虎队，四大天王，曾是多少少女心中的偶像;孟庭苇，梁咏琪曾是多少男生的梦中情人!或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就在悄悄的发生转变吧!

　　报纸、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关于明星的报到越来越多，狗仔队更是穷追猛打，靠挖掘艺人的隐私来谋生或者谋名，同时提高媒体的曝光量和收视率，真是应了那句古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明星家的一只狗都可以成为头条，结个婚，出个轨，生个孩子，整个容，都能疯狂的报道很久很久，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反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社会焦点聚集在这个人头上，让人们关注起来，借用绯闻吸引眼球，多么荣耀伟大的事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悄悄催生出来几个特殊的群体，?粉丝团??水军团??追星族?，追星追的那个勤啊，学习什么的都不重要了，上课读书打瞌睡，听歌追剧可来劲了。明星外出都得捂的严严实实，保镖前面开道后面护卫，这阵仗生怕人们不知道他(她)的名头有多大。结婚了也得隐着，怕粉丝上吊自杀，愚蠢至极。

　　各种明星出演的综艺节目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我看着，感觉就是把明星邀请过来露怯，有种耍猴的感觉，以博得观众一笑。本身演员都是艺考出身，文化底蕴很差，除了会演戏，估计天文地理、古今历史，知之甚微，一不小心就在媒体跟前暴露自己的无知，我想说演员也应该不断的学习提升，名气越大，越应该把文化课补上来，真正成为榜样和表率。

　　同时各种古装剧、穿越剧横行，把历史扭曲的不成样子，除了勾心斗角，就是阴谋诡计，明星们整容整的都快分不出谁和谁了，看着都是一个模子，太考验观众的眼力了。回顾演绎历史的题材太多，而展望描绘未来的题材太少，创造力想象力都用到哪里去了?

　　包括近几年的各种直播平台，其实也是借了一个势，就是满足人们想做明星的美梦，给大家创造一个实现自我价值、找到存在感的平台，大部分人们发的视频都是在?耍猴?，一笑而过，有价值的不多，更别说对人们有多大的帮助。

　　各种社会乱像实在是不胜枚举，明星的新闻报道满天飞，而真正支撑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人们却淡出了大家的视线。提到某某小鲜肉的名字，现在的孩子们都知道，提到某某科学家的名字，孩子们一脸茫然，这就是社会的可悲之处。

　　话又说回来，其实欣喜的一面是，这几年社会媒体的风向标已经在发生变化了，为社会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人们的事迹，渐渐已经开始登上了银幕，?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获得共和国勋章的人物?，?工匠精神?等等积极向上的节目、感人事迹更是振奋人心，激励人们奋发上进。

　　而这次疫情的发生，像当头棒喝，敲醒了沉睡于安逸生活中的人们，让更多人认识到谁才是民族脊梁，谁才是社会楷模，谁才是中流砥柱，谁才是无名英雄，谁才是不要命保护我们的人。这些人没有丰厚的收入待遇，没有媒体的光环，没有保镖前呼后拥，甚至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当祖国和社会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时的明星们也只能在电视机银幕前天天提醒大家勤洗手戴口罩。

　　作为家长的我们，也确实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不能丢。当然整个社会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尤其是媒体宣传的力量更不容忽视，让媒体发挥正向积极的社会效应，它本身就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应该在国家宏观的价值导向下，发挥它应有的职能，而不是只为了提高收视率什么都去播。

　　战胜疫情是必然，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用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过的实力。我们能在这样的祖国爱护下成长成才成功是幸运的。相信疫情会早日结束，我们的祖国会更加强大，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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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有哪些比较厉害的人物？

提起武大的校友，大家往往会想到“著名歌手”雷军，名嘴陈铭，校花吴倩、黄灿灿......

但作为一个探索辽校园每一角落的“武大郎”，我必须跟大家聊聊武大与武大的先贤们~

百年武大，精神绵延，不少专家学者曾在此驻足，其中的很多大家耳熟能详，比如闻一多、李四光，还有的大家或许会比较陌生，比如李达、王世杰、叶雅各等等。他们都是下面我将为大家一一介绍，他们与武大的故事。

闻一多先生是1928年8月来到武大的，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当时的武汉大学的新校址还在筹建之中。闻一多先生也亲自参与其中，还留下了将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的故事。如今闻名海内外的“珞珈”，便出自他之手。?

在八十多年前筹建武汉大学新校址时，李四光先生任武大“建委会”委员长，负责珞珈山十余幢古朴典雅、玲珑秀美建筑建造的管理工作，也是他勘探并最终选定了当时的“罗家山”作为校址。在如今的武汉大学里，还保留着一座“李四光像”，讲的正是“李四光骑着毛驴画校址”的故事。

还不得不说一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武大首任校长李达先生。

李达校长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参加了中共中央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武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并亲自授课，为武大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今，在武大的鉴湖旁，还有一座“李达花园”，花园中有一座李达校长的雕塑，雕塑前总有师生献的花......

王世杰、叶雅各、周鲠生、梅汝敖......还有好多好多的故事，等你来武大亲自探索。

后缀：学生上课如“追剧”？武汉大学的六位院士在这门课上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