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北海公园宴请杨振宁杨教授你不知道我小时候有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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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公园,曾经安宁美丽的地方,如今成为了江青与杨振宁这两位截然不同人生轨迹的人物交流的场所。江青透露了她小时候的苦难,然而,她的这个说法却揭示了她的野心与过去的困境紧密相连,引发了人们对江青真实面貌的深入思考。
杨振宁是世界闻名的知名物理学家,对于物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在此之前,杨振宁已经多次回国探亲。
1973年杨振宁两次回国,第一次是因为父亲杨武之去世,他临时回来参加葬礼,第二次则是跟着自己的妻子杜致礼一起回国,这也是她1947年赴美之后的第一次回国,所以意义重大。
杨振宁为谁流泪
奔腾于胸中的那股热流,带着火辣辣的冲击力,不可遏止地冲向喉咙。他只觉得握信的手在颤抖,鼻头一阵发酸,滚烫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了。
是谁创造了奇迹
1964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杨振宁去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克。夜已经很深了,摇晃的车上空荡荡的。夜行列车上那些带血腥味的匪盗故事令人发怵。杨振宁一眼瞥见一位头戴便帽的黄皮肤老人,正含着友善的微笑打量着自己,便靠着老人坐下来。
一搭话,杨振宁才知道老者是浙江人。庚于赔款那年随父亲到美国,六十多年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码头干过苦力,现在还在一家洗衣店打工。当杨振宁问到他家中有什么人时,老人竟老泪纵横:“我就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老人核桃壳一样打皱的脸上没有一丝怨尤。车到贝当,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过灯光暗淡的过道,到了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
望着老人被岁月压弯的后背,杨振宁暗自垂泪,心中涌动着无尽的酸楚与愤怒。
杨振宁是在情绪最低沉的日子里听到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的。深夜,东京发布的新闻宜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从高空收集到放射性尘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爆炸的不是初级的原子弹——钚弹,第一次爆的就是铀弹!
整个世界被这一声巨响震惊了。
震惊之余,有的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中国是靠苏联帮助才造出原子弹的。对此,杨振宁没有来得及细想。物理学家的严谨告诉他:一切都需要证实。但不需证实的是中国人已经拥有原子弹。
一连几天,处于兴奋之中的杨振宁都在默默哼唱着父亲教他唱的那首《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朋友们都说他好激动,是“性情中人”。此刻,童年的歌让他胸中涌动着一股火辣辣的热流。是什么样的中国男儿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奇迹?
当年,美国政府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实施“曼哈顿计划”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意大利来的费米、匈牙利来的泰勒、新西兰来的卢瑟福、德国来的海森堡,真是群星会集,灿若银河,加上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原子弹诞生在美国是不足为奇的。而中国呢,仅凭本国的科学家和并不强大的国力,怎么能造出原子弹?
太多的疑问,太多的不可知,只有问邓稼先了。据多家报刊披露,邓稼先就是中国的奥本海默。从1949年,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与他一别就是15年!
依然没有答案
北海公园的盛夏,绿云拥白塔,柳风送荷香。邓稼先、许鹿希夫妇在古香古色的仿膳设宴招待回国访问的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在这之前,当中国政府请杨振宁写下他想见到的人的名字时,杨振宁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一见面,杨振宁就注意到了,邓稼先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倦容,加上被大戈壁的风沙烈日染黑的皮肤,已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奥本海默”的艰辛。
老友见面,亲切万分,一阵阵笑声中,大家都变得年轻了。
杨振宁提出了大胆的建议:“稼先,你去借两辆自行车吧,我们往清华、北大、圆明圆兜它一大圈——找一找咱们从前玩耍过的地方,从老气象台的那个坡上冲下来。”
邓稼先当即反对:“你怎么就忘了,那一回,你骑车在金鱼缸中间玩花样,车上还搭上振平,结果栽了,把振平额头上撞了个大口子,血直往外流,把我们都吓呆了。后来,我们把振平送到医院,你给振平买金钱酥,哄他别给爸爸讲。结果呢,伯父还是知道了,把你狠狠骂了一顿……这回,你要是摔了跤,我没法给七亿中国人交待呀!”
杨振宁勇敢的骑车计划在女士们的笑声中被否决。
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中国的原子弹上。
“你说我们的大炮仗?”邓稼先显得很自信,“我知道,国外有各式各样的猜测。”
“最近有一种新的说法,是美国人JoanHinton——中文名寒春,帮助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寒春曾经是费米的助手。”
邓稼先略微皱了皱眉头:“寒春?我觉得没有他参加。”
既然不是美国人帮忙,更不像是苏联人帮忙,那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谁制造出来的呢?七年来,困扰着杨振宁的问题就要得到明确的答案了。
邓稼先却神秘地一笑,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需要证实一下。”
泪飞顿作倾盆雨
早晨,杨振宁走出宾馆,在林阴道上散步。
上海的早晨是紧张的,满街是行色匆匆的人们。转进一条弄堂,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小食店正在炸油条。顾客们或坐或站,喝着热腾腾的甜豆浆,嚓嚓有声地大嚼着又脆又香的油条。哦,久违了的中国早餐!吃腻了宾馆的西式早餐,杨振宁不假思索就坐下来,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杨振宁刚用筷子夹起油条,还没来得及朝嘴里送,服务员大嫂突然冲着杨振宁吼起来:“同志,粮票?粮票有无呐?”杨振宁瞪大了眼睛:“粮票?什么,什么粮票?我不是付了钱吗?”“侬神经有毛病呐?没粮票,吃油条,勿来塞!”说话间,服务员大嫂把杨振宁面前的两根油条端走,把一毛二分钱扔在桌子上。
所有顾客的眼中都写满了惊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种惊奇——这个人居然不知道中国人吃饭要粮票!
杨振宁不知怎样离开那令他十分尴尬的小食店的。这一次极不愉快的经历令大物理学家思索:在中国,粮食非常有限,人们过着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而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稼先,你太艰难了!
8月16日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为杨振宁夫妇饯行。
市革委会的领导人有分寸的热情、措辞准确的欢迎词,包括鼓掌与微笑的时机,都让杨振宁感觉到那是在演戏。
他想起在北京周总理宴请时,气氛多么热烈多么亲切。席间,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在总理面前无拘无束,神情自如,让杨振宁充分感受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
而此刻,在黄浦江畔,面对满桌的佳肴,他却缺乏胃口。
一位秘书彬彬有礼地走过来,打开文件夹:“杨振宁博士,这是你的信。”
信封上是他熟悉的字:
请交:
杨振宁博士
邓托
是稼先的信!稼先赶在我回美国之前托人专门送来此信,肯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杨振宁立即把信拆开,信很短,却有一行字挟着惊雷闪电:
我已经得到完全的证实,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极少的“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仿佛稼先就在身旁亲切耳语,口气非常坚定、自信。杨振宁完全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也听不到主人在说些什么,只觉得胸臆间有一团火辣辣的东西在翻腾,远比七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给他带来的震撼强烈得多。现已证实:不管是“苏联帮助”还是“美国寒春帮助”都不存在了!
奔腾于胸中的那股热流,带着火辣辣的冲击力,不可遏止地冲向喉咙。他只觉得握信的手在颤抖,鼻头一阵发酸,滚烫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了。
“对不起,我要去洗手间。”杨振宁慌忙离席。
走进洗手间,他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双眼发红,泪流满面。什么时候像这样流过泪?是15岁,在长江上看见日机轰炸后岸上火光冲天的城镇;是劫后余生在龙院村,母亲深夜仍在昏黄的油灯下缝补衣衫;是当年告别故土,突然发觉父亲华发早生?是在纽约的夜行列车,从老华侨脸上读到了百年屈辱史?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童年的歌又在耳畔回响。当年,父亲教他唱这首歌时,中国的天空和大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父亲说他出生那年——1896年,中国刚签了《马关条约》。以后,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占领了旅顺大连,法国占了广州湾,英国又进一步占了威海卫与香港新界……父亲悲愤不已:“宁儿,中国的天空,不属于中国呵!”他分明看见父亲眼中充满泪水。
此刻,他双手捂着脸,尽量使自己不要哭出声来。泪水汹涌着,从指缝间溢出,两代人的屈辱瞬间被荡尽了。他仿佛听见了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中国,用震天撼地的音响宣布:中国的天空,永远属于中国!
稼先,我为你骄傲!中华民族,我为你自豪!
(本文作者:覃白)
本文亮点:情感真挚。发人深思。
笑容是这样练成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威廉怀拉是美国推销寿险的顶尖高手,年收入高达百万美元。他的秘诀就在于拥有一张令顾客无法抗拒的笑脸。那张迷人的笑脸并不是天生的,是长期苦练出来的。
威廉原来是全美家喻户晓的职业棒球明星,到了40岁因体力日衰而被迫退休,尔后去应征保险公司推销员。
他自以为靠他的知名度理应被录取,没想到竟被拒绝。人事经理对他说:“保险公司推销员必须有一张迷人的笑脸,而你却没有。”
听了经理的话,威廉没有气馁,立志苦练笑脸。他每天在家里放声大笑百次,邻居都以为他因失业而发神经了。为避免误解,他干脆躲在厕所里大笑。
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他去见经理。可经理说:“还是不行。”
威廉不泄气,仍旧继续苦练,他搜集了许多公众人物迷人的笑脸照片,贴满屋子,以便随时观摩。
他还买了一面与身体同高的大镜子摆在厕所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隔了一阵子,他又去见经理,经理冷淡地说:“好一点了,不过还是不够吸引人。”
威廉不认输,回去加紧练习。有一天,他散步时碰到社区的管理员,很自然地笑了笑,跟管理员打招呼,管理员对他说:“怀拉先生,你看起来跟过去不一样了。”这句话使他信心大增,立刻又跑去见经理,经理对他说:“是有点味道了,不过那仍然不是发自内心的笑。”
威廉不死心。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悟出“发自内心如婴儿般天真无邪的笑容最迷人”,并且练成了那张价值百万美元的笑脸。
有志者事竟成,威廉苦练笑容的经历,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注解。
一个不会笑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人生的美妙。
把自己卖出去
一切只能靠自己
王红梅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99届的学生,在今天的大气候下,人大新闻系学生仍然走俏市场,王红梅心中自有打算,因为她从大二开始便瞄上了这家全国有名的大报社了。
读中文学新闻的学生都认为进报社当编辑做记者是种比较理想的选择,更何况这种一提名字文化人都知道的大报社,发行量大,品位高,经济效益也自然不差。就是凭一个记者证那种潇洒的劲儿也足够让人羡慕的,记者,那可是“无冕之王”啊!
报社有名而且报酬不低,其门槛也就自然不低。在这个“自由择业、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中,择业讲究的是有真实本事。而作为新闻专业的红梅,也自然知道求职应该要有哪些硬件:专业成绩不俗自不用说,最好是拿下英语四、六级证书,计算机至少也会操作,这是当今时髦。更加重要的是,要发表过一定数量的作品,最好有点“大部头”著作让人家刮目相看,因为大家都盯着你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呢。
红梅一无背景,二无关系,更糟糕的是她的文笔一直很普通。到大三了,只发表过几篇微不足道的小报道,自己都嫌拿不出手,更不好意思在人前提起。也正因为这样,红梅一直把这个想进大报社的念头压在心底,从未对他人谈起过,恐怕被他人耻笑。每每大家谈到将来工作的事情,她就采取低调态度,说随便找家什么单位平凡过一生得了。事实上,她并不是这么想的,她是个极要强的女孩,并不甘心低人一等,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成为那家大报社的记者。因此,她在学习期间努力练笔,多方投稿,争取取得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王红梅事后对我谈起这些事,很谦虚地说:“当时的情况,我在班上算丑小鸭一类,并不被大家看好。”
爱屋及乌,从大二开始,王红梅以满腔的热情关注起那份报纸来,并不断地向这家报社投稿,争取多积累战绩,到时成为向这家报社求职的敲门砖。到了大三时,班上的同学纷纷出击,物色单位了,红梅仍然不为所动,密切关注动态,希望找到什么突破口,最好是找到机会去这家单位实习,而按惯例,这家报社很少来要人实习。因此,必须自己来创造机会,实现第一步目标。
机会终于来了。1998年元旦期间,这家报社的副刊搞了个征文比赛,面向社会各界征稿并将评奖和颁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红梅立刻根据其要求,到图书馆查资料并开始动笔写草稿,写完第一稿后自己看了也不满意。又重新写了一遍,让班上同学看,让他们提意见,大家说写得不错。她仍然不放心,又把这篇稿子送给专业写作老师看,并很真诚地和老师谈了这篇稿子的重要性,希望老师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争取拿个奖回来。就这样,不断地修改,不断地完善,最后认为差不多了,才把这篇稿子工工整整地抄好,装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
等待是漫长的,更何况这种决定个人前途的等待。过了两个月,获奖情况终于在报上登出来了,老天不负有心人,王红梅的这篇文章获得了一等奖,并将出席颁奖大会。
颁奖活动上,王红梅装扮得极为得体、活泼,让人一看有种极清纯的印象,充分展示了青春的活力和朝气,并且言谈举止表现出色,当场给报社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也不失时机地把自己介绍给报社的一些负责人。回到学校不久,红梅就给报纸副刊编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言辞真诚的信,希望有机会能去这家报社实习。正因为有了征文获奖、以及颁奖活动上的出色表现,报社负责人对她极为赏识,答应让她来报社实习。得到这个消息,王红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第一步成功了,这是她求职生涯中一次成功的“诺曼底登陆”。
王红梅当然知道,这个实习机会来之不易,能否进入这家报社也就在此一举了。所以,她把一切都押在实习上。在这三个月里,她每天早晨6点起床,匆匆洗漱完毕,就开始乘车向报社出发。换两次车到达报社,距上班时间还有半小时,红梅提前进入办公室,把地拖干净,把开水打好放在桌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每张桌上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把窗户打开,放进新鲜空气,有时还买来鲜花插在窗台上的花瓶里。也许这办公室里已许久没有这样焕然一新了,当她第一次把这一切干好后,来上班的办公室人员大吃一惊,还以为是走错了地方,当知道这一切是这个实习的小姑娘干的之后,当然免不了一番夸奖,王红梅也自然因此而获得了一笔无形资产。实习期间,虽然业务是一片陌生,但她仍全心投入,使出浑身解数,既要跑新闻想选题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又要融洽关系。三个月下来,红梅整整瘦了5斤,但是也正是这三个月的实习,为她进入这家报社工作赢得了入场券。
当王红梅如愿以偿地和报社签下协议时。她甜甜地笑了,笑得舒畅了。消息传出,立刻成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不明详情的人还以为王红梅可能有很硬的后台,走了一条捷径。当我问她是如何看待别人的猜测时,她十分感慨地说了这一番话:“别人怎么看,这无所谓,我自己知道这一切是我奋斗得来的。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出身农村、没有社会关系可依靠的年轻人来说,惟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奋斗。有句歌词说得好:‘不要埋怨谁,一切只能靠自己。’”她显得很平静。我相信,今后的人生之路,在她脚下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本文作者:赵叶飞)
本文亮点:人生哲理。悠久留长。
我的自白
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
不玩深沉
在写作上,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写出来的东西,要使那些只具有小学六年级或者普通中学文化的人们能够读得懂,我是什么观点,我怎么看问题,说得尽量浅显明,别人一读就能理解。在西方有一些大学者,他们对当代思潮的影响,对大众思想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思想如果说是深刻的,那么这种深刻的东西往往就是朴素的,是普通的人们也能够读懂,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我希望我们做学问的搞文学的知识分子们,多一些立足于现实的深刻思考和通俗表达。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不再立足于今天来思考问题了,也不再向未来思考问题,好多人倒是都去做书里的历史的工作,在文艺影视方面,历史剧一部接一部,历史上260多个皇帝,还有260多个王妃,要写多少年呢?一些做学问的,往往为了所谓有学术水平,而去搞一些远离现实的大众的问题,也不屑于写一些向大众传播理论思想的通俗文著。其实那种学问是什么性质的学问呢?不是说专业性强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去做,而是说我们的学者能够写出生动通俗的文著,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影响社会大众的,实在是少了一些。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思想者的话,那么我们所提供的思想成果是那样的少,和科技成果不成正比的。
使命与惰性
关注现实,应该是学者们、思想家们的使命,我非常愿意为中国人民的进程做些事情,这真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然而有一种观点或者说是心态,认为面对有碍国家进步的问题和困难时,我的思想,我的看法,我的能力,都得不到注重和发挥,那么我就管不了这些事情。于是我们便只好依赖一种自然的进程,等待问题随自然时间慢慢发生变化。我想这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自然而然本身的时间跨度会有多长呢?这期间这些问题会使国家付出多大的代价呢?而且这种心态容易造成我们的惰性,一个政治家可以说,我在任的时侯解决不了问题,让我们的下一任靠他们的智慧去解决吧。谁都不愿意在自己那一任上说,我来做这个有智慧的政治家。而知识分子也这样子想,我们这一代是无能为力了,让后来的知识分子去解决吧。然后,这种心态也许会像一种基因一样传给那些更年轻的学生们,他们还很年轻时也就会说,等下一代去解决吧……,于是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就把责任感给推掉了。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是决不能够这样放弃的。
人活到50岁了,还能活多久呢?还能做多少事呢?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有强烈的愿望,渴望受较高的教育,从事思想探究的职业,以和我们一样的方式去生活,去表达思想观点和态度。然而他们没有条件,没有机会,我们自己也曾是这般地渴望过,而我们终于是比别人更多地具备了这种生活条件,但如果我们却又并不再尽力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不是非常可笑的么?因此,我将自勉,不犹豫不退缩地这样一路做下去就是。
(本文作者:梁晓声)
本文亮点:人生真谛。教育意义。
认错并不丢脸
不要去欺骗,要马上承认自己做了个错事。这并不使你丢脸,反而能赢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说“我错了”的人是非常难得了。
失言是我经常会遇到的困境。我曾在《今天秀》的几百万观众前触犯了一些美好善良的东西。不久以前,一位嘉宾谈到了阿尔伯特史怀哲(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我快活地问对方史怀哲现在过得咋样。这位客人诧异地盯着我说:“可是,他已经去世了。”当时,我准备用一个老生常谈的俏皮话弥补这个疏忽:“我甚至不知道他生病了。”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最后我还是坦白地承认:“我太窘了,我真是笨头笨脑。当然,我应该记得前些时候,他去世了。”这之后,我问下一个问题。
我估计嘲弄的信件会像雪崩一样涌来,但事实上没有一封信提及我的这个大错误。我想大部分观众是宽容的,能体谅人的,或许他们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或许是他们欣赏我的诚实。
有一点我要指出:不要去欺骗,要马上承认自己做了个错事。这并不使你丢脸,反而能赢得一些尊敬——在今天能说“我错了”的人是非常难得了。
另一种可能的麻烦是社交中的辩论,我认为一场好的辩论对辩论者和观众都很够刺激。在《今天秀》上我们常常安排辩论。当两个人为一个问题辩论起来,不要觉得你必须让他们停下来,要观察和估计,看是否有哪一个会有伤害举动。如果论辩热烈而不乏哲理,让他们吵去,不要参与,不要袒护哪一方;说到底,他们是一群大孩子。
如果情形恶化,演变成人身攻击和荒唐胡闹,就要马上制止。“嗨,伙计们,”你可以用善良而又严厉的女教师的口吻说,“这离题太远了。你们吵得我们都受不了了,现在让我们把讨论搁一边吧。”
当然,有些社交上的困境是没法补救的。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有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甚至职业技巧也救不了驾。前些年我在《今天秀》上访问沃伦贝蒂,那还是他出大名之前,但他阴沉的性格和难以对付已经出名了。我热情地微笑,活跃地攀谈,向他问了一个又一个凡我想得到的刺激性的问题。但他用一种接近极端反感的表情向我吐出一两个单词作为回答。毕竟,他是来我们的节目上推销他主演的一部新片子的。我采用了老一套但是很管用的招敏:“告诉我,贝蒂先生,你的新片子讲些什么?”他猛然倒在椅子上,抓挠着胸部,呵欠连天——在漫长的停顿之后,他说:“现在,那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要知道,我们正在实况转播,正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我确实非常为观众悲哀,我说:“贝蒂先生,这是我做过的最讨厌的一次访谈。让我们忘了这件事吧,我要插播广告了。”
我的工作人员都拍手欢呼起来。贝蒂先生的经纪人看到他的这番表演,气得犯了心脏病。而我也得到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教训,所以我给你们有关谈话艺术的忠告就是:
你不要指望赢得所有的事。
(本文作者:芭芭拉沃尔特斯)
本文亮点:绝好的经验介绍。
枕头底下的信
当生命之海遭遇风暴的时候,我知道在我的枕头底下有世上最坚固、最持久、最无条件的爱,作为我改变命运的可靠保证。
那一年,我13岁。我的家在一年前从北佛罗里达搬到南加利福尼亚。
那时候,青春期的我很暴躁很反叛,对父母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持一种逆反的态度,一点也不尊重他们,尤其是当我不得不照他们的意思去做的时候。
像其他许多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我挣扎着奋斗着,极力摆脱那些与我理想中的世界有冲突的事情。我认为自己是个“无需指点的才华横溢”的天才,拒绝任何爱的关怀。实际上,我对即使是只提到“爱”这个字也感到很愤怒和腻烦。
一天晚上,在经历了一个特别难熬的白天之后,我怒气冲冲地跑回房间,狠狠地关上房门,倒在床上。我的手指滑到枕头下面,那儿有一个信封!我把它拉出来看到信封上写着:“当你孤独的时候,读读它。”
既然我是独自一人,那么反正不会有人知道我是否读过它,于是我就打开它。只见里面写着:
“迈克,我知道你的生活现在很艰难,我知道你很失落,我知道我们做的事都不合你的心意。我也知道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不管你做什么或者说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如果你需要和人交谈,我会随时奉陪;如果你不想,也没关系。我只是希望你知道,不管你去哪里,不管你做什么,在你的一生中,我永远爱你,永远以你是我的儿子而感到骄傲。
我会永远站在你的背后支持你,我会永远爱你,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爱你的妈妈。”
那是第一批“当你孤独的时候读一读”的信里的一封。
成年后,我曾经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培主持过一个课堂讨论会。那天快结束的时候,一位女士走到我身边,把她和儿子之间的隔阂告诉了我。我们一起来到海滩上,我把妈妈对我的永恒的爱,以及她那些“当你孤独的时候读一读”的信的事情告诉了她。
几个星期后,我收到她寄来的一张卡片,上面说她已经给儿子写了第一封信。
那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把手伸到我的枕头底下,回想起以前每次摸到信的时候所感到的安慰。
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知道我之所以被爱不是因为我杰出或者不杰出,而是因为我是妈妈的儿子,那些信就是最可靠的保证。我为我的妈妈知道什么是我——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所需要的而感谢上帝。
今天,当生命之海遭遇风暴的时候,我知道在我的枕头底下有世上最坚固、最持久、最无条件的爱,作为我改变命运的可靠保证。
(本文作者:艾草)
本文亮点:珍惜亲情。把握今天。
杨振宁:父母没得选择,但我很幸运
母亲
“1926年,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三千多字。现在,我所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写道。
母亲在杨振宁小的时候,就把智慧的方块字这个种子种入,让杨振宁永生不忘,他在自己60岁生日时出版的《杨振宁选集》一书的扉页上,工整而庄重地写下“献给母亲”四个大字,以此抒发他对母亲的深情。
可能有人会认为,不就是教个字嘛?
谁不会呀。
但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杨振宁的母亲是当时指腹为婚,是个典型的裹着小脚的妇女,结婚以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更别说识字了。
那她是怎么教杨振宁的呢?
她一字字地学,然后一个个认真地教杨振宁。
杨振宁有这样的母亲,是他一辈子的福气,也难怪他会那么深情的写下“献给母亲”四个大字,以抒发对母亲的深情。
母亲晚年时候,杨振宁也多次将母亲接到自己的身边照顾陪伴。
“这一切,也让晚年的母亲由衷地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
1987年,杨老太太仙逝,享年91岁。她带着满足和欣慰悄然地走了。……
就在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那五年时间里,杨振宁的母亲带着杨振宁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
也正是由于这一段艰难的岁月,使得杨振宁在他幼小的心灵就深深地爱着母亲,在他心目中,母亲是最伟大的。
在杨振宁看来,没有母亲的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杨振宁。
也正因为如此,杨振宁一直把母亲对他的爱铭记在心,而他对母亲那份爱更是深情而执着。”《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一书写道。
5岁那年,杨振宁的叔叔请来了一位老先生,教杨家的孩子们“读书”。
从此,杨振宁开始了读书生涯。
老先生教的是《龙文鞭影》,是中国旧时的启蒙读本,主要功能就是认字,开蒙。
其实这本《龙文鞭影》比我们熟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好,因为整本书都是四个字一句,每四个字就是一个历史故事。
可惜教书先生没有讲故事,而且让学生死记硬背。
教书先生在台上认真地教,孩子们认真朗读,已从母亲那里学会了三千多字的杨振宁自然很快就把《龙文鞭影》背得滚瓜烂熟了。
母亲边学边教,给孩提时候的杨振宁播下了智慧的种子,让他终身受益。
后来,尤其《龙文鞭影》时打下的功底,让杨振宁的国文课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后面,读书对杨振宁来说是很不费劲儿的,谁让他有个好母亲,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他不像一般孩子觉得读书苦,而是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
所以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在运动方面他会溜冰、打冰球、打墙球和骑自行车。
基础好的他,是有充足时间做这些的!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可能一般人觉得没什么,但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些科学家就因为只会科研,没其他兴趣爱好,结果逼出问题来,甚至想不开自杀。
杨振宁的科研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碰上困难的时候,他可以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释放,还有就是文学功底不错的他(后文会讲),可以把实验过程和心得写下来,写着写着,也许就有灵感了。
从小教孩子识字,对一个人未来有好处,毕竟字是后面一切的基础。杨振宁的母亲做到了,而且做得比大多数母亲好。
后来杨家请教书先生来教,也是个明智的选择,毕竟自己没懂那么多知识,该让别人教,就让别人教。
现在,真正不认识字的父母很少,就算不认识杨振宁母亲也是榜样。
孩子在不断成长,当自己教不来或教不动,就该寻找外部的帮助,更何况现在可以选择的培训机构那么多。
只有父母不愿意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父亲
6岁那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从芝加哥大学获数学博士学位回国(有的资料说是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数学博士)。
同样,杨振宁也具有数学天赋,他的笔算和口算都是同学们中的佼佼者。
但遗憾的是杨振宁的动手能力一般,手工做得不太好。一次手工课上,杨振宁兴致勃勃地捏制了一只“鸡”。
回家里给爸爸妈妈看,父母笑着说,“很好!很好!是一段藕吧!”
也许这,提前预示了后来杨振宁从事的是理论物理学研究,而不是和他的同乡、同学、同伴,后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一样,从事应用物理学研究。
再后来,敏锐的杨武之觉察到儿子有不同寻常的观察力,开始以文学和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他。
部分人小时候动手能力都不强,愿父母们和杨振宁父母一样,别为难孩子们,用智慧给他们正确地培养方式吧。
杨振宁在《父亲和我》一文中写道: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3O00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讲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我一些算术和鸡兔问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夏商周等。
杨武之经常会跟杨振宁讲历史、科学,并且提到诺贝尔奖金。童年的杨振宁说他将来要得到诺贝尔奖。还好杨武之没有像一些父母,说不可能,甚至教训一顿。20年之后,杨振宁童年的话竟成事实。1957年,与李政道因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令中国人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杨振宁和李政道此次赴斯德哥尔摩,持用的还是当年留学出国时的中国护照。”《诺贝尔奖坛上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故事》一书写道。
1934年秋,杨武之休假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数学一年,这段时间杨振宁每星期帮母亲写信。
在信中有时还与父亲讨论代数或几何题目可以有多种解法的心得和体会。
在异国他乡的他,为杨振宁在数学方面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而感到欣慰高兴。
对于儿子在数学方面的优异表现,杨武之当然早就知道。
如果换成一般的父母,这时会刻意在数学方面提早把微积分和解析几何教给杨振宁,他自然能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智慧的杨武之并没有这样做,他没有选择拔苗助长。
“他深深明白,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健全的人格,比当什么天才儿童更重要。
杨武之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全面、稳固的基础和正确的学习态度,打好底子,以后要学什么、专攻什么,也是事半功倍和不会走弯路的。
所以,当所有人都劝他早早让儿子多念一些数学的时候,杨武之却反其道而行,在杨振宁初中一、初中二那两年的暑假,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丁则良先生。
丁则良是清华历史系雷海宗教授的得意弟子,他是专门来教杨振宁读《孟子》的。”《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一书写道。
杨武之这位数学博士,没有提早向儿子灌输一些数学方面的高深知识,而是让儿子学习诗、歌、词、赋,学习历史和古文等文学类的知识,这些在以后很难有时间认真学习的东西。
正如杨振宁后来回忆时所讲: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一定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我初中一年级与初中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
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很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
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孟子》是中国科举制度要求考生必背的内容。已过古稀之年的杨振宁回忆道:“《孟子》里头有很多关于儒家的哲学,你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
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于我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
经过两个暑期的学习,杨振宁在初中阶段已可以背诵全部《孟子》,并在中国历史、包括学校课本没有教的上古史方面增加了不少知识。
杨振宁后来一再指出,这个阶段的学习确实对他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杨武之书架上有很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
他也多次去问父亲各种问题,他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只偶尔也给他解释一两个基本概念。
不揠苗助长,在父亲这里是一以贯之的。
“投考西南联大前,杨武之已开始为儿子讲解一些近代数学的基本观念和精神,让他读一些英文数学书籍,包括赫地的《纯粹数学》及贝尔的《数学人》,以及讨论群论、无限大等问题,令杨振宁在这一个时期对数学的兴趣和了解进一步提高。
数学是理论物理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受到了极为严格的数学基础训练,历年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
在西南联大里,不仅有像杨武之、姜立夫、江泽涵等中年数学家,而且拥有一批像陈省身、华罗庚等著名青年数学家。”《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书中写道。
华罗庚和杨武之有师生之谊。
这些都给了杨振宁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四十多年后,杨振宁在《杨振宁论文选集》中还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
也许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
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人文知识
杨振宁在物理学方向的成就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如果聆听他的演讲,阅读他的科学随笔,就会发现他在文、史、哲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
杨振宁弟弟杨振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初中的时候,无聊起来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
多年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的《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
可见,杨振宁文学不错,父亲对杨振宁的爱好和兴趣,影响颇深。
“至于文学方面,振宁在高小时期已经看了大量的章回演义小说。如《水讲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以至《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
另外,杨振宁对图书馆的一些科普书也很感兴趣。这些科普书都是国外一些物理学家写的,国内有人将它们翻译成中文。
杨振宁把这些科普书的中译本从图书馆借出来,认真地阅读。
尽管有些内容他不能完全理解,但给了他很多的‘营养’,对他很有帮助。
杨振宁对书中所描述的科学上新的进展、许多奇妙的几乎不可置信的知识,产生了向往的感觉,这对他以后学物理都有一定的帮助。”《杨振宁科研与爱情的故事》一书写道。
杨振宁虽然在西南联合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但接受的是通才教育。
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课,当时采用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
一般说来,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
不过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
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王力先生等很多人。”
在这些老师的熏陶下,杨振宁打下了深厚的人文知识功底。
1999年的一天,杨振宁深情地说:“清华园是我儿时长大的地方。今天早晨起来,我从招待所的窗户看去,就是我念小学的学校。”
并且幽默地说:“我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人生走了一个圈。”
是啊!童年人生这多重要的时期!也许哪天我们老了,忘记了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一切事物,但童年终究是忘不了的。
理解童年,反思童年,懂童年,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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