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市民反映道路命名太“聊斋”官方回复有历史意义

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并非是以介绍市民文化为目的。而是试图透过市民文化来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

1．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个论断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当的。

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附郭草市最早产生于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为了容纳南渡的大量人口。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样，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吸纳人口的弹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开放性。无疑“扩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是城市向近域推进的表现。”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时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

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其中开封的总人口，在高峰时期，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南宋时期的临安也与开封不相上下。这样的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在世界的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两宋的几百年中，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这足以说明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军事职能比较强。但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而且，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经济职能开始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1085年开封的商税为55万缗，而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税更高达120万缗之多。

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

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认为：一个文化至少包括物质、动态、心理三个层面。下面，本文就以此为线索，对笔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评析。

2．市民消费为中心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一文化内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状况；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转变，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附郭草市的大量兴起使宋代城市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话，那么，坊市制度的崩溃，则是宋代城市内部由封闭转向开放的标志。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而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这两道命令，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虽然宋代开始时仍然实行坊市制度，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终于走向崩溃。景佑年间，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坊市制度由于无法容纳商品经济发展后的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市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坊市制度的崩溃，使城市的商业布局更有灵活性，能根据市民的需要调整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

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民有着明显的不同。从个人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闲时间也比较多；从整体来说，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想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市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结果。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市民世俗享乐为中心的动态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所谓动态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着往往是一个文化的主导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动态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无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其中又以满足市民享乐为目的的市民文艺最具有代表意义。而宋代的市民文艺，是以宋代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说的：“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话本、唱本的发展。《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角，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在市民文艺发展中，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便是瓦子的兴起。瓦子，又叫“瓦肆”、“瓦舍”，名字的来源说法很多，没有定论，笔者也无意在此辨析。十分明确的是，宋代的瓦子的发展，已经非常兴旺。根据《东京梦华录》提到的瓦子有9个。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盛录》等记载，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处，后来增加到23处。

瓦子的特点是：1、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员队伍；2、不受时间、气候限制；3、有灯光、气温调节、扩音等设施。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场所。

固定的民间大型演艺场所的大量涌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社会条件。1：城市格局开放，没有坊市制度的约束，居住区、商业区和娱乐区相结合；2：居民的生产活动不受季节的限制，3：人口密集，并且有众多闲散人员，以保证观众经常满员。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瓦子的兴盛，与坊市制度的崩溃、附郭草市、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发展的结果的集中体现。

与演出场所的固定化相伴随的是职业队伍的固定与扩大，这促进了文化素质与技艺的日益提高。据《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记载，当时杭州已经有各种文化表演行当55项，市民艺人五百二十余人之多。……从事各种文化行业的同业组织也纷纷建立。

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绘革社（影戏）、绿华社（吟叫）等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娱乐组织。

演出场所和专业艺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市民文艺为代表（或主体）市民动态文化的繁荣。

“市民……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都是一种现世的、世俗的心态。”我们从节日的庆祝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现世的、世俗的心态”的反映。

节日中，官府和民间举行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总的倾向是减少了迷信、禁忌、禳除的神秘气氛增加了娱乐的、体育活动的色彩。”节日中，城镇商铺陈列上平销售，百姓观赏歌舞、百戏、杂技，制造节日食品，穿上新衣，等等。北宋，上元前后各有一日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市民观。太平兴国五年，太宗“燃灯五夜著为令”，三天不禁夜，观游之盛，过于前代。节日的庆祝有原来的对上苍的敬畏的企求，逐步变成人自我的欢娱，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种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对“天”的倚靠，逐渐转向对人性的重视，带有了一些人本精神苏醒的色彩呢？
封建经济讲究的是自给自足，因此农业就成为“本业”。在长期受到封建帝国统治的中国更是如此，统治者为了便于对人民进行管理，便以农业来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对于讲究流动的商业，历来是大大压制的。但是宋代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商业、商人的重视，是市民阶层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的否定，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扩散开来到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对整个封建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冲击。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对农民的排斥、贬低也出现了。宋代的市民文艺中，与农民的对立，就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其中以“杂扮”最为典型。他们的特点是丑化农民，夸张地表现乡野农民的拙朴和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将农民这些特点作为嘲笑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农民的那种朴鲁质厚，而且着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识，是市民从农民中蜕脱而出的必然否定过程。正是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是对封建重农思想的否定。”

这种冲击，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宋初对服式服色都有明确规定。到背诵中后期，就日益不受束缚。真宗在1008年曾经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以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日常器用也出现了“人自为制，无复纲纪”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种种越礼现象‘不特富家巨室为然’，更多的是来自平民百姓。着表明，以前经常发生在上层社会中的逾礼行为，如今已具有大众化的趋势，这是前此罕见的景象。”

宋代的薄葬蔚为风气。主张薄葬的人越来越多，官府也明文禁止后葬。纸钱和纸冥器开始流行，火葬的风气开始形成。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亲友不但不非难，反而纷纷带酒来慰问，主人也大摆宴席来招待。这与过去是大大不相同的。

宋代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新增加的行当，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仅仅《梦粱录》卷13《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22种。这就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经济中作为商品的成分越来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满足生产者自身和贵族阶级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业趋于瓦解，生产的对象，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广大的市民，这无疑是一大转变。饮食业的发展，则更加可以可以看见一种新的城市生活习惯的产生。据《梦粱录》卷13、16的记载，临安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市民们越来越喜欢到遍布街头巷尾的饮食店去购买食品“以为便”。

笔者认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地愿意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处于一种比较单一的环节——也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密，一个人，在城市中，很难通过以自我为对象的生产来达到满足自身的目的，着就要求各种服务和生产行业从原本的个体生活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门新兴的行业，成为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这种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对这种城市体系的适应和以来程度越高，城市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种新兴的行业中，浴室行业则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开设公共浴室。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们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时沐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浴室规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筑有公共厕所，官府重视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妥善处理。临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有差船将道路上的淤泥运到乡下。每天有人打扫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则给一定的报酬。

大量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以及许多传统的行业逐渐因以市民为服务对象而出现新的发展，都充分说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质文化的发达。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发展，可以说是宋代市民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面。

饮酒和饮茶的风气虽然并非是开始与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同时，由于城市中多层封闭的坊市制度的破坏，商业市场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兴盛起来了。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宋代的“民间美术已经溶透到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娱、祀的诸多方面。”这也可以看到宋代的市民生活的地位上升，艺术家们已经在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艺术的对象和来源，这不能不说是对市民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认识的新特征。绘画中的风俗画，如《七夕夜市图》、《清明上河图》就是反映实际的佳作，在艺术史上也有其不朽的地位。在文学作品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在今天都是文学与史料价值兼备的出色作品。

4．源于城市发展、基于商品经济的心理文化

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在起背后是深层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内所共享的知识、态度和价值，它实际上也就存在于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之中。

宋代城市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社会流动性得到很大加强，于是官民往往转化迅速、频繁，“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简直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在经济上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波动态；在文化上则是“贫富天定”的传统观念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宋代的商品经济思想有较大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论受到批判商人的地位提高。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总的来说趋向宽松，促进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宋代中后期，农业和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对各自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农业的重要，就在于它首先生产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资料，没有农业就没有一切。因此，在经过战乱之后，生产凋敝的时期，农业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会尤其突出。减少农业劳动力而阻碍农业发展的商业，自然就会遭到压制，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但是，当农业发展后，生产率提高，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甚至农产品有所剩余的时期，农业的地位就自然会下降。而使商业的作用，就在于使产品通过商品流动的方法实现资源的配置，以实现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时，就尤其重要了。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那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有人认识到：“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东都事略》中写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宋神宗宁熙年间，宰相韩琦也指出：“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比较激进如叶适者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在前文中提到的东京和临安的商业街的分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被认为是与皇帝的威望息息相关的御街上，允许原本被认为是十分低贱的商业的大量存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变化吗？这应该可以说明商业的价值已经为社会所认可。宋代商业的发展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这一方面是商品交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紧密的结果，社会分工的细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商品的要求，商业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从事商业的商人地位随之有所提高。

商人开始被看成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等的“齐民”。宋代的法律中，没有对商人犯罪加重惩罚的例律。不仅如此，商人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斗争。开宝七月，东京有商人被冤枉杀害，引起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迫使官府做出一定的妥协。尽管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罢市斗争的手段是简单落后的，要求也是比较原始和具有妥协性的。但是笔者认为，一个阶级或者是一个阶层，当他们开始独立斗争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就足以说明了他们的独立的阶级（阶层）意识的觉醒；在客观物质方面，也可以说明他们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已经拥有了一定范围的决定力量，尽管这种力量的大小和作用的空间范围有大有小，但是它确实存在着——就好象只有在一定工业化的社会中，工人的罢工才会有力量一样，只有在商人在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时，罢市才会有威力。而官府被迫作出的妥协，更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独立的阶层意识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承认。尽管他们还很幼稚，但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成长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上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因此宋代商人身份就比较复杂，商人被倾心接纳，以礼相待。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士人也积极投入经商逐利的行列，甚至有士子由于仕途不达，转而从事贸易经营，有些还是学术上有相当造诣的学者。

都城中的广大平民也纷纷“弃本逐末”。元丰年间，东京开封的工商业者大约有一万五千多家，约站总户数的十分之一。南宋临安中则流行一句俗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以上这些，大致可以看出，随着城市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城市为主要空间的商业开始被重视起来。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也在这一氛围中看中自己的价值，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对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叛逆性。

5．宋代市民文化

中唐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居民的性质也在渐渐改变，产生了市民阶层。到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史上、尤其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预示了中国古代城市传统的职能和特色在宋代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当时乃至后世封建社会都不是那么十分明显。还内外史家大胆地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割据，进入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如果这结论成立，那么以工商业者为主题的、全新的城市居民的诞生，则毫无疑问是这个结论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涵。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用城市生态理论对南宋的杭州进行分析认为：杭州的城市中心为资本和金融店铺的集中点，而皇宫却在一隅，同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相似，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城市规则，是宋代城市革命的产物。

日本更有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英国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模式》一书，就把北宋到清称为“晚期帝国”1975年，美国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导言中，就写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度时期，这点现在已经几乎成为自明之理。”

笔者认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讲，宋代由于市民作为一个日益具有独立性的阶层的兴起，是宋代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在自秦朝就开始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宋代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他们一反传统的主张“静”、崇尚“神”的社会特征，提倡“动”和崇尚“人”。回顾世界历史，尽管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比较一下欧洲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宋代市民作为历史的一支新兴的进步势力的价值呢？

遗憾的是，宋代是以蒙古人的南征为结束的。尽管按照传统的看法，元朝是个城市经济发达的朝代，但是笔者有个怀疑，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入主中原以后，思想意识方面能够迅速地和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状况接轨吗？当然，他们已经尽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并非是儒家经典中所能够描述的。况且，作为“外来民族”，蒙古人对中原的“汉人”、“南人”有很深的防备，是以压制为主的——这也是他们会短命的重要原因。而城市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必然会以相对的自由思想为产物，这显然是皇帝和贵族们不愿意看到的。

上海为什么喜欢用其它省市来命名道路？这里面是有什么历史故事？

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过很多城市，也走过很多城市的道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上海的各种省市名的道路，比如南京路等。为什么上海那么多道路会用省市名来命名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查阅了一番上海的 历史 资料，并将自己的看法通过此文分享给大家。

1、 英国制定规则

1840年，腐朽的大清帝国被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道光帝被迫与英国议和并签订《南京条约》，条约中规定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随后又利用清朝统治者的无知，诱使清王朝签了《虎门条约》，条约中规定英国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土地、造房子，还可以永久居住，俗称"租界"。

1845年，英国方面根据条约要求清政府在上海划定租界。紧接着，清朝就和英国达成了《上海土地章程》，明确了面积为 八百三十亩 的租界。其他列强在英国的带头作用下也纷纷要求清朝在上海划租界，其中比较出名的有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公共租界是从英、美两国租界合并而来。

租界说得好听是租，实际是西方列强为了殖民中国而弄出来的一个个桥头堡。列强们把租界打造成独立王国，雇佣廉价的劳动力为租界服务，让租界的土地迅速得到开发，其中包含很多道路，要致富，先修路，一样适用于租界。当租界的人口多了起来后，交通的管理就需要一些措施了。

公共租界的英国官员们因此制定《上海街道命名备忘录》，将之前略显杂乱的道路名称进行统一规划，南北方向的道路全部以清朝各省之名来命名，东西方向就以各大小城市之名来命名。当时公共租界里，美国人一向听英国人的，所以这套关于公共租界道路的命名规则迅速落地。

2、 规则的背后

同样是租界，法国在法租界的道路上多以宗教和名人来命名，诸如：霞飞路、杜神父路等。英国却把清朝的省市拿来命名道路，要说里面没有小九九，谁会信？英国是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实力强横。清朝康乾盛世还没过去多久，英国就一手战舰，一手外交，从清朝身上挖走了大量的真金白银，并且将自己的影响力延伸到清朝内陆。

不管是法国还是俄国，论在清朝的收获和影响力都不如英国。 那么英国会为了彰显自己在清朝各省市的"尊荣"，就想着把租界内的道路用这些省市来命名。

另外，比起上海原来用的路名，英国认为他们制定的命名规则会显得更为有序，更能让人一目了然，对于道路本身的日常管理肯定会有一定的补益作用。最后，租界内的英国人通过这些道路的名字就可以对清朝的行政区划形成初步的认识，进而促进他们对这些行政区的地理、人文等情况建立概念。

打个比方，一个刚到清朝，谋求发展的英国人，在接触到这些路名的时候，肯定会对相关省市产生疑问，例如南京路的南京是在哪里？南京好不好？这就形成了一种 活地图的效应 。对于英国来说，如果每个新来的英国人都能尽快了解这些省市，那么英国对清朝的殖民发展肯定会更快！

1、 民国的考虑

按道理来说清朝灭亡后，列强们的很多特权也应该被收回，但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无论是直系、皖系，还是奉系，都想争取列强的支持，所以清朝和列强们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都继续发挥着效力，上海公共租界也因此继续按英国人的规则来给道路命名。

然而上海本地人内心里却一直都接受不了洋人的这套规矩，但是他们又无力影响租界当局的决定，所以他们只能在私下里保留着自己以往的叫法，比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称南京路为南京路，而是用南京路原来的名称—大马路，还有九江路，他们会称之为二马路，汉口路，他们会称之为三马路等等。

南京国民政府在接管上海后，对于租界的列强特权也是不敢轻动，但是为了突显其对上海的主权，就没有在自己的控制区内推行公共租界的那种道路命名方式，而是自己弄了一套方案。

当时国民政府计划在上海构建出一套"民国风"路网，所有相关道路的分别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和"府"字来组词命名，比如中华路、国宾路等。然后再按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来进行分区。然而在淞沪会战后，日本占领了上海。 日本效仿英国的做法，在上海全境推行道路的省市命名法，导致上海很多街道都被冠上了省市之名。

2、 新中国的考虑

日本投降之后，英美等势力又重返上海，国民政府不敢搞太多的大动作，就是在少部分的道路上换了一种命名方式，比如人名等。一直到上海被解放，上海才算真正有了新气象，租界被取缔，英美等国在上海的特权也都被收回。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完全废除上海道路的省市名，而是选择性的保留了一些。毕竟很多道路的省市名都使用了很长的时间，虽然有不少上海本地人坚持着旧称呼，但是省市名在 社会 各界的使用频率还是很高。如果陡然全部改名的话，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自从清朝末年以来，战乱不断，很多其它省市的人避乱到了上海，他们大多会选择在用自己老家的省市命名的道路附近聚居，以求老乡之间能有个照应，由此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文环境，能够很好的彰显大上海的"大"，也能体现大上海的气象万千。

另外，大上海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以各省市名来命名道路， 能打造出一种举国同兴的理念，加深上海和各省市之间的联系，加强上海市民和各省市人民之间的 情感 联系， 所以新中国才会继续推广这种道路命名规则，比如将原来法租界的霞飞路改名为淮海中路等。

综上所述，上海目前以省市名命名道路是始于英国，经由日本大力推行后，再由新中国优化出的结果。以省市名来命名道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新中国在肃清帝国主义遗留的时候没有一杆子打死，无疑是正确的，其它好处暂且不说，单单警醒世人的作用就很好，比如圆明园遗址。

上海目前南北向的主干道命名多以省名为主，东西向主干道多以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为主，主干道之外的道路现在已经发展到区县一级，这是因为省市名已经无法满足上海道路的发展需求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上海还会按区来分省市，比如徐汇区内的道路多以广西下辖的地市、区县来命名。上海的这种道路命名方法其实也有在很多城市出现，比如广州、武汉等，但是 能够有如此浓厚的 历史 底蕴和规模效应的，仅有"大上海"！

参考文献：

《上海史》

《上海通志》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回答下面作家的原名

冰心—— 谢婉莹
老舍—— 舒庆春
鲁迅—— 周树人
茅盾—— 沈德鸿

老舍（1899～1966）

中国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满族。北京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
生平和创作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 、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 ；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 ，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 。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年7月起 ，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 。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 。《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 樱海集 》、《 蛤藻集 》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 ，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 ，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 。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 。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 ，连续写剧照了《 残雾 》、《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 ，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1946年3月 ，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家庭，她父亲谢葆璋参加了甲午海战，抗击过日本侵略军，后在烟台创办海军学校并出任校长。冰心出生后只有7个月，便随全家迁至上海，4岁时迁往山东烟台，此后很长时间便生活在烟台的大海边。大海陶冶了她的性情，开阔了她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她幼小的心灵。曾经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冰心随父亲在海边散步，在沙滩，面对海面夕阳下的满天红霞，冰心要父亲谈谈烟台的海，这时，父亲告诉小女儿：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多的是，比如威海卫、大连、青岛，都是很美的，但都被外国人占领了，“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只有烟台是我们的！”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幼小冰心的心灵。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其中就有英国著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读《块肉余生述》时，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饿交迫的时候，冰心一边流泪，一边扮着手里母亲给她当点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自己是幸福的！

辛亥革命后，冰心随父亲回到福州，在这里，冰心于 1912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进学堂读书的女孩子。

1913年父亲谢葆璋去北京国民政府出任海军部军学司长，冰心随父迁居北京，次年入贝满女中，1918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向往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冰心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全身心地投入时代潮流，被推选为大学学生会文书，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在爱国学生运动的激荡之下，她于1919年8月的《晨报》上，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冰心说，是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将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其时，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冰心以一个青年学生的身份加入了当时著名的文学研究会。她的创作在“为人生”的旗帜下源源流出，发表了引起评论界重视的小说《超人》，引起社会文坛反响的小诗《繁星》《春水》，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1923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20岁出头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

在去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冰心与吴文藻相识。冰心在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攻读文学学位，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攻读社会学，他们从相互的通信中，逐渐加深了解，1925年夏天，冰心和吴文藻不约而同到康耐尔大学补习法语，美丽的校园，幽静的环境，他们相爱了。 1926年冰心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吴文藻则继续留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的博士学位。冰心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于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司徒雷登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成家后的冰心，仍然创作不辍， 作品尽情地赞美母爱、童心、大自然，同时还反映了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和不同阶层生活的细致观察，纯情、隽永的笔致也透露着微讽。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 1931年的《分》和1933年的《冬儿姑娘》，散文优秀作品是1931年的《南归――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等。1932年，《冰心全集》分三卷本（小说、散文、诗歌各一卷），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部作家的全集。1936年，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到欧美游学一年，他们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在英国，冰心与意识流现代派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吴尔夫进行了交谈，他们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谈论着文学与中国的话题。

1938年吴文藻、冰心夫妇携子女于抗战烽火中离开北平，经上海、香港辗转至大后方云南昆明。冰心曾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与全民族共同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困苦和艰难，1940年移居重庆，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从事文化救亡活动，还写了《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有影响的散文篇章。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她随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赴日本，曾在日本东方学会和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演，后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在日本期间，冰心和吴文藻在复杂的条件下团结和影响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爱国和平进步活动。冰心作为一位忠诚的爱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求光明，永不止息。在抗日战争时期，她与周恩来就有过接触，应约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恩来曾邀请她访问延安，虽然未能成行，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解放战争时期，冰心拒绝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支持亲属投奔解放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她身居日本，心向祖国，坚决支持吴文藻毅然摆脱国民党集团的正义之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形势鼓舞下，吴文藻、冰心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难，于 1951年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从此定居北京。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吴文藻、冰心夫妇，并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肯定和慰勉。冰心感受到新中国欣欣向上的民心，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各项文化事业和国际交流活动中去。期间，她先后出访过印度、缅甸、瑞士、日本、埃及、罗马、英国、苏联等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传播友谊。同时她发表大量作品，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新生活。她说：“我们这里没有冬天”，“我们把春天吵醒了”。她勤于翻译，出版了多种译作。她所创作的大量散文和小说，结集为《小桔灯》《樱花赞》《拾穗小扎》等，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冰心受到冲击，家被抄了，进了“牛棚”，在烈日之下，接受造反派的批斗。1970年初，年届70的冰心，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冰心与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党和政府交给的有关翻译任务。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通力全作完成了《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的翻译。在这段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冰心也和她的人民一样，陷入困顿和思索之中。在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尽管受到不公正对待，她坦然镇静地面对一切，坚信真理一定胜利。她时时密切关注社会主义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她曾在《世纪印象》一文中写到：“九十年来……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实践证明，冰心是长期与党患难与共的亲密朋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冰心迎来了奇迹般的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她不知老之将至，始终保持不断思索，永远进取，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当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之独特，都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的《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都是用正直、坦诚、热切的拳拳之心，说出真实的话语，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她身体力行，先后为家乡的小学、全国的希望工程、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和安徽等灾区人民捐出稿费十余万元。她热烈响应巴金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捐出自己珍藏的大量书籍、手稿、字画，带头成立了“冰心文库”。冰心作为民间的外交使者，经常出访，足迹遍布全球，把中国的文学、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到世界各个角落。她为国家的统一和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她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冰心是世纪同龄人，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跟上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七十五年。她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她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的译作如黎巴嫩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多种，都是公认的文学翻译精品， 1995年曾因此经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签署授予国家级雪松勋章。她的文学影响超越国界，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得到海内外读者的赞赏。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著作

《呐喊》(短篇小说集)1923，新潮社

《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1923一1924，新潮社

《热风》(杂文集)1925，北新

《彷徨》(短篇小说集)1926，北新

《华盖集》(杂文集)1926，北新

《华盖集续编》(杂文集)1927，北新

《坟》(论文、杂文集)1927，未名社

《野草》(散文诗集)t927.北新

《朝花夕拾》(散文集)1928，未名社

《而已集》(杂文集)1928，北新

《三闲集》(杂文集)1932，北新

《二心集》(杂文集)1932，合众书店

《鲁迅自选集》1933，天马

《两地书》(书信集)与景宋合著，1933，青光书局

《伪自由书》(杂文集)1933，青光书局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选，1933，青光书局

《南腔北调集》(杂文集)1934，同文书局

《拾零集》1934，合众书店

《准风月谈》(杂文集)1934，兴中书局

《集外集》杨霁云编，鲁迅校订，1935，群众图书公司

《门外文谈》(论文)1935，天马

《故事新编》(小说集)1936，文生

《花边文学》(杂文集)1936，联华书局

《且介亭杂文》(杂文集)1936，三闲书屋

《夜记》(杂文集，后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文生

《且介亭杂文二集》(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且介亭杂文末编》(杂文集)1937，三闲书屋

《鲁迅书简》(影印本)许广平编定，1937，三闲书屋

《鲁迅全集》(1一20卷，收著作、译文和辑录的古籍)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集外集拾遗》(综合集)1938，鲁迅全集出版社

《汉文学史纲要》(文学史)1941，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全集补遗》唐韬编，1946，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许广平编，1946，鲁迅全集出版社

《鲁迅日记》(影印本)1951，上海出版公司；铅印本，1959，人文

《鲁迅选集》1952，开明

《鲁迅小说集》1952，人文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韬编，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书简补遗》吴元坎辑，1952、上海出版公司

《鲁迅全集》(1-lO卷)1956-1958，人文

《鲁迅选集。(1一2卷)1956-1958，中青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文学史)1958，三联

《鲁迅选集》(上下册)1959，人文

《鲁迅书简》(致日本友人增田涉)1972，人民日报社

《鲁迅诗稿》1976，文物；198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收《两地书》以外书信1381封)1976，人文

《鲁迅佚文集》1976，解放军报社

《鲁迅书简》(致曹靖华)1976，上海人民

《鲁迅手稿全集》(书信8册，日记6册)1978一1980，文物

《鲁迅致许广平书简》1980，河北人民

《鲁迅全集》(1-16卷)1981，人文

鲁迅全集卷一（坟 热风 呐喊）

鲁迅全集卷二（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鲁迅全集卷三（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鲁迅全集卷四（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卷五（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鲁迅全集卷六（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鲁迅全集卷七（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鲁迅全集卷八（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年谱

一八八一年 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

茅盾

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

《聊斋》的影响

现代蒲学论著、学术活动及《聊斋》对文学、影视创作的影响|1|2|3|

刘玉湘

三、国内影响

《聊斋志异》问世后，风行一时，模仿之作纷纷出现。主要有 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异 草》、袁枚的《新齐谐》等。这些作品大都是模仿《聊斋志异》的 形式，于其寄托“孤愤”的积极精神略无涉及；虽也不乏文笔流 畅之作，但缺乏进步的思想内容，艺术水平也不高。

从乾隆到嘉庆初年，影响最大的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该书在体制上有意和《聊斋志异》对立，否定《聊斋志异》以传 奇法而以志怪的创造性的贡献，极力模仿汉晋笔记小说，尚质黜 华，记事简要、多所议论；思想上主张“有益于劝惩”“不乖于风 教”因此，不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不及《聊斋志异》。但因 其书“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鲁迅《中国 小说史略》)，加上作者的名望和地位，使该书在当时影响很大。 从嘉庆到清末，受《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影响的文言 小说主要有管世灏《影谈》、许元仲《三异笔谈》、俞鸿渐《印雪 轩随笔》、王韬《淞隐漫录》、宣鼎《夜雨秋灯录》、俞椒《右台仙 馆笔记》等。这些书有的志怪色彩渐稀，流于烟花粉黛的记述；有 的主于劝惩、充满腐朽的封建说教；有的则纯是搜奇猎异的游戏 之作，文言小说遂渐没落。

除文言小说以外，白话小说创作也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巨 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当属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 《红楼梦》。前者继承发展了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精神，以痛 快淋漓的笔墨，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下受毒害的封建知识分子 的种种丑态，进一步否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红楼梦》则以 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通过贾家的兴衰过程，在 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腐败，预示了封 建社会必然覆灭的历史命运。

《聊斋志异》对中国戏曲的影响尤为突出。自从《聊斋志异》 问世以后，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戏曲剧本为数甚多，不胜枚举。据 纪根垠《蒲松龄著作与地方戏曲》的统计，改编《聊斋志异》的 聊斋戏几乎涉及全国主要剧种。其中，建国前的改编情况是：

①川剧：60种

②京剧：43种。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荀慧生、周信芳、欧阳予倩、尚小云、程砚秋、金少梅都曾表演过聊斋戏。

⑧河北梆子：12种

④昆曲：9种

⑤秦腔：7种

⑥滇剧：5种

⑦评剧：4种

⑧吕剧：1种

⑨莆仙戏：1种

⑩山东梆子：1种

⑾华剧：1种

⑿婺剧：1种

上述戏种改编涉及《聊斋志异》77篇故事，仅《胭脂》一篇， 即曾被改编为京剧、秦剧、川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评剧、越 剧等数种剧目。其它如《画皮》、《陆判》、《张诚》、《庚娘》、《青 梅》、《西湖主》等都是被改编较多的聊斋故事。

近年来，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剧种也是几乎涉及全国主 要剧种，且成绩斐然。五十年代，根据《画皮》改编的河北梆子 《画皮》，曾经风行一时。1959年，根据《冤狱》改编的花腔《花 灯记》曾进京汇报演出。1979年，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的剧目中， 吕剧《姊妹易嫁》、越剧《胭脂》均获得创作一等奖。在蒲松龄的 家乡山东省淄博市，聊斋戏的改编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淄博 市五音剧团到目前为止先后演出6部聊斋戏：《胭脂》、《墙头记》、 《姊妹易嫁》、《侠女》、《窦女》、《续黄粱》，其中《胭脂》曾进京 汇报演出，《窦女》、《续黄粱》获多项奖，后者还被评为山东省五 个一精品工程。

电影改编也不少。根据聊斋改编的最早的电影是1922年商务 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根据《珊瑚》改编的《孝妇羹》。此后直到全国 解放前，共有7家电影制片厂(公司)拍摄了聊斋故事改编的电 影8部。建国后，从1961年到1992年，先后有10余家电影厂拍 摄了16部聊斋故事片。近些年拍摄的主要有：西安电影制片厂的 《鬼妹》，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碧水双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古 庙倩魂》，峨嵋电影制片厂、安徽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金鸳 鸯》，北影拍摄、著名导演谢铁骊执导的《古墓荒斋》以及潇湘电 影制片厂摄制的《幽魂奇恋》等等。

《聊斋志异》的电视改编起步较晚，但近些年发展趋势很快。 浙江电视台、甘肃电视台都曾录制过聊斋电视剧。但规模最大的 当属福建电视台和南昌影视创作研究所联合录制的“聊斋电视系 列剧”。该系列剧集中了全国数十名编剧、导演、几百名演员、上 千名创作人员，计划摄制60部80集，实际完成48部78集。在 电视台陆续播出以后，在全国引起一定反响。并发行到日本、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王富聪、王林书分 别著有《聊斋影视评论》、《聊斋影视编改研究》对此系列大片的 成败得失作了深刻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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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缀：胶州市民反映道路命名太“聊斋”官方回复：有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