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票日本统治东北时发行的纸币借此搜刮掠夺民间财富

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为“伪满洲中央银行”。伪满洲国货币为元。1元=10角=100分。伪满洲国货币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伪“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在伪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1]?

伪“满洲国圆”是伪“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

伪“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元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1]?

一开始，纸币和硬币都是由日本银行的造币厂生产，不过后来就由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现长春）的伪“满洲中央银行”生产了。由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银价的不断大幅波动，伪“满洲国圆”在1935年脱离了银本位而与日元固定汇率，随后就接近了与日元的汇率平价。自1940年开始，伪“满洲国圆”就开始用来衡量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

在此期间所发行的纸币的一半面值都是由硬币回收的。一共发行了五种面额的纸币，分别是一百圆、十圆、五圆、一圆和五角，正面以清代的统治者为特征。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1944年发行了一千圆纸币。[1]?

伪“满洲国”纤维制硬币

圆可以细分为十角、一百分或是一千厘，硬币面额的发行则是从五厘到十分。[1]?

1944年和1945年，伪“满洲国”发行了由与硬纸板类似的，被“世界硬币标准目录册”称为“红色或棕色纤维”的材料制成的硬币（1、5分）。[1]?

194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大约120亿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钞票被东北银行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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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何在东北发行一种特殊的货币“流通券”？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军撤离东北，国民政府着手接收东北的各项工作，在经济方面，除对日军留下的工厂等各部门进行整顿接收外，还对金融行业进行专门的整顿，专门成立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在通货方面，并没有在东北各省使用法币，而是发行东北流通券，以取代伪满洲国统治时期日军发行的满洲银行券。

在东北区域另行发行东北流通券，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发行东北流通券正是基于关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不同。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历经淞沪会战，太原会战，长沙会战等数次重大战役，关内的企业，工厂多遭受战火的破坏，生产力水平遭到摧残，相较于关外经济来说，虽然存在着日本对满洲的经济掠夺，但是毕竟保持一个相对较为和平的环境，物价水平及生活水平较关内较为稳定。就零售物价指数而言，1937年东北零售物价指数为100，至1943年零售物价指数为260.8，增长近三倍。

相比较于关内经济，由于战争的需要，军费开支巨大，国民政府采取增发通货的方式，导致国民党统治地区通货膨胀严重，物价激涨，以1937年国统区物价指数为100，至1943年，物价指数已上涨至17340，涨幅近180倍，而至抗战胜利时期的1945年，更是涨至93328，涨幅巨大。

除物价水平外，关内外通货水平也相差巨大。日本与满洲政府处于战争的形势，亦在东北增发货币，但同国统区相比，其增发速度较国统区低。东北沦陷后，日本在东北扶植满洲政府后，为便于控制东北金融，发行满洲银行券，并规定满洲银行券同日元按1:1比率兑换，就其发行额来看，1937年至1941年处于增发阶段，1942年后发行额开始降低。同期国统区内法币发行额一直处于增发阶段，1937年6月，法币发行指数为100，至1945年12月底发行指数为73332，通货膨胀严重。

正是基于关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差别，国民政府便考虑在东北发行东北流通券，来保障东北金融形势的相对独立性，使关外经济不至于受关内经济的影响而产生巨大波动。

其次，东北流通券的发行还存在着人事上的原因。当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拟在东北设立东北行辕，下辖政治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在东北最高人选的选定上，政学系首脑张群、吴铁城都有意去东北，因为张群、吴铁城两人在1930年时就去过东北，争取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合作，因而和东北军政要人都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吴铁城说过：?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更引起了一部分东北人士的共鸣，所以张群和吴铁城都具有去东北的条件和资格。

但是，张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要谋士之一，无论党派间问题和各地方实力派问题，都有待于他的运用和策动，于是就不便离开中枢而去东北。而吴铁城在国民党派系中，虽然有人称他为政学系，但是他和国民党的元老派，孙科派，CC系都有一定的联系，在派系矛盾中起调和作用，一时无法摆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

为此，关于政务委员一职的人选，蒋介石就拟派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担任，但是此事被政学系首脑张群探悉，张群为政学系发展谋一势力范围，便向蒋介石建议：西北为中国之边防重镇，情形复杂，非精明如张文白者，不足以坐镇边陲，治理西北，一动不如一静，不知主席意下如何？

最后，国民党最高当局在考虑后，采纳了张群的意见，并委任张群推荐的熊式辉为东北行辕政委会主任，张嘉璈为经委会主任。为了便于能使政学系势力渗透到东北的经济、金融领域内，东北经委会主任张嘉璈向财政部建议道：因苏联在东北既已发行军用票，其票值必与法币有差别，而东北财政经济情形势必异于关内。

在中央对法币未有整理办法以前，东北发行宜暂独立。张嘉璈的建议，得到了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与行政院长宋子文的认可。张嘉璈到东北后，为了扩大政学系势力，在经委会委员的任命上，做了如下安排：

何廉为经济部次长，凌鸿勋为交通部次长，钱天鹤为农林部次长，庞松舟为粮食部次长，霍宝树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代表，同时为了兼顾到东北当地势力的利益，张嘉璈还任命东北籍人士张振鹭、齐世英、王家桢、马毅揽入经济委员会。

再次，东北情形特殊，法币与伪满券的比价，一时无法确定。为避免接收之初金融紊乱起见，特先发行东北流通券，使流通券与伪满币等价使用，伪满币与法币的兑换汇率问题，可延至东北与内地通汇时再作核定，这样国民政府可以获得较长的时间调查东北经济金融状况，在确定兑换比率时，便可以做到更加精确。而且此时东北境内存在苏军票、伪满券等不同的纸币，如果让法币骤然在东北区域内流通，将增加东北区域金融混乱的局面，关内的经济也有被牵连的危险，发行东北流通券，使东北货币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第一可以简化东北金融的整理，第二可使关内经济同样不受东北经济的影响。

最后，关内利率较高，游资数量大，而东北利率较低，且抗战胜利后，东北急需大量资金恢复发展生产，扶助工商业者复原工作，如果此时东北资金因关内高利率的吸引，大量资金入关，这样的话，对于关内、关外的经济均为不利。发行东北流通券，使关内货币体系与关外不同，国民政府当局便可以通过汇兑管制，限制资金流向关内，来达到收拢资金，恢复生产的目的。

晚清 *** 借发行“公债”：搜刮民间财富还赔款

“昭信股票”发行目的是为了集资向日本偿还赔款。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准则发动侵华战争强行要中国偿还巨额战争赔款，迫使出现财政危机的清 *** 不得不以“昭信股票”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

名不副实的“昭信股票”

晚清的所谓“昭信股票”，实际上是清 *** 于1898年发行的第二次公债。既然属于公债，为何却名为“股票”，而且还冠之曰“昭信”？要解释个中缘由，需从清 *** 发行第一次公债说起。

昭信股票的出台

到1898年，清 *** 又面临甲午战败向日本赔款而财政左支右绌的窘困。

1894年，清 *** 为应付甲午战争军需浩繁、内帑空虚之困境，以“息借商款”名义发行第一次公债。但因贪官污吏的层层敲诈勒索与劝捐之意完全相背，弊端百出，仅半年之后即不得不停止发行，并使公债这一新事物信誉扫地。

到1898年，清 *** 又面临甲午战败向日本赔款而财政左支右绌的窘困。是年1月，右中允黄思永向朝廷上了一道“奏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提出仿西方国家以股票筹借巨资之例，再次发行公债。他认为“股票胜于银票，故举国信从，趋之如鹜……中国风气若开，岂难渐收成效。”鉴于此前“息借商款”之种种弊端，唯需建立良好信誉，“中国集股之类，惯于失信，人皆望而畏之，即铁路、银行、开矿诸大端，获利亦无把握，收效未卜何时，故信从者少。”所以，应将该债券名为“股票”，并冠以“昭信”名目，“以冀通行而昭大信”。黄思永还乐观地表示：“因国计自强派股，皇上昭示大信，一年见利，既速且准，自非寻常股票可比，安见将来风行之盛，不如外洋”？

此疏入奏之后，朝廷谕批“著户部速议具奏”。户部当时正愁赔款无着，也赞同“息借华款为补救万一之谋”，遂于2月上奏朝廷，请求准由该部“印造部票一百万张，名曰昭信股票，颁发中外”。另对黄思永提出“先派官借以为民倡”的做法，户部也表示赞成，奏请朝廷“降旨饬令在京自王公以下，在外自将军督抚以下，无论大小文武现任候补候选各项官员，均领票缴银，以为商民之倡。”由于发行“昭信股票”是应赔款之急，因此户部特别强调，各省地方官须将发行数额随时报部，“听候拨还日本赔款，无论何项，不准挪移动用。”

值此之际，清廷最高统治者也别无他法筹集大宗款项，只能当即应允照行。上谕宣称：“当此需款孔亟，该王公及将军督抚等均受朝廷厚爱，各省绅商士民，当亦深明大义，共济时艰。”于是，名为“股票”，实为公债券的“昭信股票”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台了。

股票变相成为一种捐输

发行该票的清 *** 和认购的官民，理应是一种债权与债务关系，而当时对此种债务关系有明确认识者却为数甚少。

3月初，户部奏准发行“昭信股票”章程17条。该章程规定：每票100两者印50万张，计股银5000万两;每票500两者印制6万张，计股银3000万两;每票1000两者印制2万张，计股银2000万两，共计1亿两，由户部设立昭信局遴选司员经理。

“昭信股票”的式样是四周为龙边，录印奉旨年月，开列领票银数，下半分20小方，写明年份银数，每年付还一次即裁去一方，后幅印有“昭信股票”简明章程。每票编列号数，纸心及骑缝各盖印一颗，印花用朱色印泥。每票除联票外，另缮号册，以备稽查。

户部设立专门机构即昭信局，局内设给票处、收银处。各省藩司设昭信分局，以省命名。在京认股，款交户部昭信局，照章领票。在外认股，款交省昭信分局领票，或交殷实商号代为领票，款存该号候拨，惟该商号须有各商号连环保结，报部报司存案，始准承办。至于认股之人，或开列官阀姓名，或堂名别号，悉听其便。

“昭信股票”规定20年还清，以年利5厘计息，遇闰不加增。前10年还息不还本，后10年本息并还，本还则息减。“商号承办收发股票本息，亦宜略酬其劳，拟令京外汇兑此项票款概交该商号专办，以资津贴。”另还规定：“昭信股票”可以抵押售卖，与产业凭券无异，惟抵押售卖后应报局立案。如有遗失，可向所在地昭信分局挂失，由昭信分局出示禁止抵押售卖遗失“股票”。3年之后，由昭信分局给予凭单，将原票作废，“所有应付失票之本息，仍按认股年例给发”。为防止勒索现象发生，户部所订章程严格规定“不准勒令捐输”，“倘各州县印委及经手劝集之人有藉端扰累勒捐者，准人告发，或别经访闻的确，即分别治罪。”

不难看出，与4年前的第一次“息借商款”相比较，“昭信股票”已更为明显地具有近代公债的性质。但是，“昭信股票”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公债存在着差异。发行该票的清 *** 和认购的官民，理应是一种债权与债务关系，而当时对此种债务关系有明确认识者却为数甚少。清朝统治者可以要求文武百官“领票缴银”，王公大臣也有请求免领债票，将所缴银两作为报效者，朝廷则给予奖励，使所谓“股票”变相成为一种捐输。

昭信股票发行不畅

到“戊戌政变”停止发行时，官商绅民总共认购不足2000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

“昭信股票”预计发行总额1亿两，但结果并不比第一次的“息借商款”好多少。到“戊戌政变”停止发行时，官商绅民总共认购不足2000万两，还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五分之一，对于缓解清 *** 的财政危机并未起明显作用。无可奈何的清 *** 只得又向英、德等国举借外债，并以7处厘金作抵，使各省京协各饷及防饷等向取于厘金者骤形短绌，可谓拆东墙补西墙。

不过，也不能说发行“昭信股票”所集现银，对于解清 *** 财政入不敷出的燃眉之急丝毫没有作用。近2000万两的额外款项，在当时也是难得的。“昭信股票”所集现银也曾用于赈济，例如山东黄河水灾泛滥，沿河各州县遭灾十分严重，户部即曾划拨“昭信股票”银20万两用以赈济。两个月后，山东巡抚张汝梅又以“ 灾区太广，来年仍须接放春赈”，奏准截留“昭信股票”银20万两作为春赈款。

“昭信股票”之所以发行不畅，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脱离近代中国客观现实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千家驹先生在其所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一书的序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公债发行的物质基础，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有资本主义化的金融机关与金融市场，而这两者当时都是不具备的。”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发行近代公债需要两方面的客观条件，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近代金融机关、金融市场，两者之间实乃相辅相成。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才会有资本主义化的金融机关与金融市场出现，这在中外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均不例外。

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工商业者自身即面临资金短缺的严重困难，因而根本不具备大量发行公债的成熟条件。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机构，当时也为数甚少，而且没有证券交易所，金融市场当然不可能兴盛。尽管户部所拟章程规定“昭信股票”可以售卖，但由于流通渠道极为有限，实际上很难变成“有价证券”。购买者不能通过认购“昭信股票”转售获利，只是徒增负担，自然也就缺乏购买兴趣。

广大民众生活贫困，更无钱购买公债，这是“昭信股票”难以发行的又一个客观原因。自鸦片战争之后，清 *** 因多次战败须不断偿还战争赔款，镇压太平天国和兴办洋务也耗费了大量资金，为了弥补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清 *** 除了向外借债，还以各种名目层出不穷地添捐加税，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已不堪忍受。连温饱都无法保证的广大民众，当然无钱购买公债。即使一般商人，也因本小利微难以认购。有些地方官逼迫商人认购，采取强硬手段“拘集商民，勒令认捐”，激起商人强烈不满。在发行“昭信股票”的同时，清 *** 还议定于当年4月加征铺税药牙，使商人更难以承受。陕西巡抚魏光焘上奏说明：“商民财力有限，若同时并举，诚恐顾此失彼，难期有济，请暂为展缓”。户部也只得奏准各省铺税药牙一律暂缓开办。

发行昭信股票的恶劣影响

御史徐道j曾于“昭信股票”发行仅一个多月，上了一道奏折，说明“昭信股票”所集之款不过一二，而种种弊端则“不可胜言”。

还应阐明的是，清 *** 发行“昭信股票”不仅未能达到筹集1亿两巨款的初衷，反而带来了一些恶劣影响。

首先是加剧了民众的经济负担，造成了种种烦扰。虽然户部拟订的发行章程说明不得“藉端扰累勒捐”，上谕也曾强调“不准苛派抑勒”，但类似弊端仍层见叠出。有的地方官将“昭信股票”“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户部也承认：“股票扰民，屡经指摘”。朝廷更为此而不得不迭发上谕：“各省办理此事，名为劝借，实则勒索，追催骚扰闾阎，莫此为甚，亟应严行查禁。著各督抚通饬各该地方官遵照部定章程妥为办理，商民等愿领与否，各听其便，如有不肖官吏藉端指派，致滋扰累，当即查 照 惩 办 ，以 杜 流 弊 ，而 顺 舆情。”但在此之后，地方官以摊派勒索手段派购“昭信股票”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有鉴于此，清迁只得于1898年9月7日发布上谕，说明“各省办理昭信股票，苛派扰民”，自即日起，除京外各官仍准随时认领，并官民业经认定之款照数呈缴外，“其绅商士民人等，一概停止劝办”。

其次，是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末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原本经费匮乏的工商业者，此时更见短绌，急需筹集资金扩大投资。清 *** 却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通过“昭信股票”向工商业者勒索强借，从而使得工商业者的处境更为艰难。清 *** 的这一举措，与日本明治 *** 集资向工商业者借贷以“殖产兴业”的方针，形成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明治 *** 为扶植工商业者发展民营工业和对外贸易，主动向工商业者发放贷款，不仅在国库基金中设立“个人贷”项目，而且增加“劝业资本贷款”，各府县也都陆续发放“劝业贷款”。日本工商业者在各级 *** 的资助下，克服初期资金短缺的困难，不久之后日本的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清 *** 不论是“息借商款”，还是发行“昭信股票”，都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产生了阻碍作用。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公债曾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资本主义的增长产生过重要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与风险。”清 *** “仿行外洋”发行所谓“昭信股票”，却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为加速资本原始积累， *** 工商业发展，而是向工商业者勒索强借，以偿还战争赔款和缓解财政危机，因而不仅不能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相反还起了阻碍作用。

“昭信股票”的其他一些流弊与消极影响，当时即有人上奏从多方面加以陈述。御史徐道j曾于“昭信股票”发行仅一个多月，上了一道“昭信股票流弊甚多请速筹补救”的奏折，说明“昭信股票”所集之款不过一二，而种种弊端则“不可胜言”，其要者为造成银号、钱铺倒闭;地方官藉端勒索，苛扰商民;不肖官吏借机盘剥，中饱私囊;驱民尽投洋教等。这些论述，大体上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

最后应该说明，“昭信股票”的发行，目的就是为了集资向日本偿还赔款。日本帝国主义违反国际准则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痛苦，却还强行要中国偿还巨额战争赔款，迫使出现财政危机的清 *** 不得不以“昭信股票”搜刮中国人民的财富，并由此导致上述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清末民初，为什么会形成奉票？

清朝末年为抵制外国银行纸币的在华流通和维护民族利权, 各省纷纷建立官银号并以当时当地通行的硬币为本位发行纸币, 奉天省政府建立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奉票作为官方流通货币。作为当时东北地区流通最广泛的纸币, 奉票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奉票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 阐述了促使奉票产生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

清末民初奉票形成的原因分析

奉票作为清末民初在东三省统一发行与流通的地方性纸币, 曾对东北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其具有存在时间长、流通范围广和影响大等特点, 在中国近代地方性纸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当时动荡复杂的历史环境, 使奉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经历了不断变动的过程。就广义的奉票的定义来说, 奉票是包括东三省官银号 (其前身是奉天官银号) 、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奉天兴业银行、东三省银行、东北边业银行、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所发行的票券的统称。

奉票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和经济变革的特殊时期出现的, 所以奉票的产生离不开当时社会变迁时期产生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一、外国金融资本的入侵是奉票产生的刺激性因素

(一) 外国金融资本进入中国

晚清时期的中国经济正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时期。鸦片战争之前, 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仍占有主导地位。而英国已经在17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 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国家也陆续跟上了英国的步伐, 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自身殖民扩张的需要, 急于打开中国的大门。

英国在1840年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紧接着, 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英国、法国、俄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割地、赔款、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 并且要求协定关税、获得领事裁判权和租界等, 一步步地在中国土地上分割势力范围并且肆意进行经济侵略。这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 也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制国家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西方国家在各种不平等条约中都有开放商埠的要求。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到1930年, 中国共向西方列强国家开放商埠百余处[1]。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商埠里划定租界, 不但加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 更进一步发展到了资本输出。为方便资本输出, 加强在中国的政治特权, 各国纷纷在华开设银行。

在华外籍银行的主要业务包括对华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至1897年之前, 中国的各大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金融, 都完全被这些外资银行所控制。这些银行包括英国最早在华设立的丽如银行、麦加利 (又名渣打) 银行、汇丰银行, 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 德国的德华银行, 比利时的华比银行, 俄国和法国共同出资设立的道胜银行,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等。外资银行不顾其对中国主权的侵犯, 相继在中国发行纸币。而当时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对金融知识的匮乏, 并没有对外资银行发行纸币采取任何限制措施, 使外币在中国肆意横行, 对中国原有的货币产生了严重威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西方商人在通商口岸城市集中开设各种工商企业和金融机构, 使其成为最早一批拥有资本主义工业的城市。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多和资本主义的入侵, 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商品生产开始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近代新式工商企业的兴起、农业生产的商品化以及新兴都市的成立, 都使原来那种以手工业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背景的货币制度不再满足市场的需要。这时, 不但需要铸造银圆和铜圆等硬通货, 更需要发行现代的纸币来适应市场的需求。

(二) 外国金融资本进入东北

俄国是最早在东北建立金融机构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卢布票即?羌帖?在19世纪60年代就进入东北地区流通。甲午战争之后, 俄国和法国共同出资, 在东北设立华俄道胜银行。1898年在哈尔滨设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分行, 之后又在长春、营口、奉天等地设有分行, 在东北发行了大量的?羌帖?。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最早在东北设立的分行是1900年设立的营口分行。日俄战争之后, 在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旅顺、铁岭等地设立分号。

除此之外, 至1930年, 东北共有11家外资银行。即美国的花旗银行, 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极东银行, 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 法国的露亚银行, 美国的极东借款银行, 极东犹太商业银行, 犹太庶民银行, 中法合办的法亚银行, 以及苏联的远东银行 (原名伯力远东银行哈尔滨支行) 。这些银行分别在营口、大连、奉天、开原、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地设立分、支行16处。

这些设立在东北的外资银行, 一方面作为外国金融资本主义掠夺东北物产资源和辅助其殖民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通过发行各种货币干扰和破坏东北的金融市场。当时在东北发行的货币种类十分繁杂, 在东北流通的货币有俄国发行的羌帖, 日本的军用券、银券、老头票 (金票) 等。此外在东北市面上流通的外国货币还有俄国的卢布、日本的日洋、墨西哥鹰洋、香港银圆、朝鲜铜圆等。

当时东北地区币制的紊乱给列强国家的商业贸易和投资造成很大风险, 所以它们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纸币发行权、统一东北币制, 最终达到控制东北政治经济局势的目的。随着外国货币在中国的日渐流通, 奉天省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收回货币发行权, 抵御外来经济势力的入侵。

　二、东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奉票产生提供了基本条件

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背景下, 清末民初之时东北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在农业商品化和对外贸易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 如此迅速的经济发展必然需要更多的现金来支撑。但是东北地方政府的货币供应数量并没能跟随经济发展的速度。

至鸦片战争以前, 在中国东北兴起了一批既是军事政治统治中心又是工商业活动阵地的城镇。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清政府对外签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在1861年至1917年, 东北地区共开放商埠30处[1]。根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中的内容, 规定开放牛庄为通商口岸, 1861年英国领事又强开自然条件更优越的营口为通商口岸。

营口是东北沿海各口岸城市中最紧要之地, 也是东北沿海城市中通商最早的商埠, 到嘉庆、道光年间, 已经发展成为辽东湾沿岸重镇和军事要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营口被迫开港后, 既成为外国商品倾销的重要市场, 也成为外国侵略者掠夺原料的基地。

西方国家在营口以及开放的东北各港口, 占租界、开商埠、设海关, 控制了东北的进出口贸易, 进而垄断了财政金融, 这些行为进一步破坏了东北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对一向封闭的东北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东北地区封建制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步步发生变化, 同时也促进了东北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于商船往来频繁, 营口的粮栈和油坊逐渐增多, 交易十分繁忙, ?炉银?应运而生。?所谓炉银, 即过账炉银, 简称过账银。是当地银炉发行的一种记名支票, 具有货币的职能。当时, 商业间的交易 (包括与外商) 全用炉银过付, 每年以三、六、九、蜡四个月初一为卯期。届期开卯, 向炉银兑付现银。

营口成为东北地区的金融中心。?[3]在当时的奉天, 也出现了经营钱业的钱庄, 1853年万亿恒开业, 1858年义泰长开业, 1871年渊泉溥开业, 1875年豫丰长开业, 1885年泰记钱号开业, 1896年德兴泰开业, 1903年咸元会开业, 1910年锦泉铺开业[4]。

三、政府财政危机是奉票产生的直接原因

(一) 白银外流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

贸易入超的不断增加和白银的大量外流, 迫使政府依靠发行纸币来支持经济运转。外国银圆从16世纪就开始流入中国, 之后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银圆输入中国。

外国的银圆纯度不及中国的银块, 在中国做等量交换后, 使中国高纯度的纹银大量流出。再加上道光年间鸦片的大量进口, 中国的白银流出过多, 清政府对外屡屡战败, 欠下巨额战争赔款, 引起财政的困难。据记载, 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 赔款白银2 000万两;1860年, 英法联军入侵, 赔款白银1 600万两;1895年, 中日战争战败, 赔款白银23 000万两;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 赔款白银45 000万两??1在这期间, 还有许多数额较小的赔款。

此外, 英国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 并且由中国向欧美走私细银丝。英商将白银从中国走私出口, 到印度则公开报关。在鸦片走私最猖獗的1833至1839这六个年度里, 平均每年度出超达4 281 032两[1]25。此外, 由广州等地对欧美海上合法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和鸦片销售, 也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外流。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西方国家大量向中国走私鸦片, 扭转了中国白银三百年不断内流的局面。

清政府在利用禁烟运动遏制白银外流失败之后, 转而主张增加制钱的流通量并扩大钱的流通范围。但是制钱制度经历鸦片战争银价昂贵的打击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最终彻底崩溃, 清政府又采取铜圆制度来摆脱困境。铜圆初上市时虽然很受欢迎, 但是由于大量无限制地铸造和币制不健全等原因, 导致铜圆价值一贬再贬, 失去信用。

同时,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经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 特别是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入侵, 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旧的货币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外来侵略者和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 发行现代纸币成为其经济侵略中国和发展现代工商业的迫切要求。清朝末年, 现代的纸币制度正式产生了。

　(二) 清政府倡导在各省筹办官银钱号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 清政府在财政和货币上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此时, 清政府为解决财政问题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 认为?行使官钞, 以钱代银, 逐渐以票代钱?, 可以使国家财政充裕起来, 用增加货币发行量的办法来支持国家财政, 开始铸发大钱, 并发行官票宝钞。

1853年, 清政府设立管钱总局, 并积极倡导在各省筹办官银局、官钱号。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 清政府设立中国通商银行, 发行银两银圆两种钞币, 这是中国最早发行的银行兑换券。光绪三十年 (1904年) 户部开始筹备设立政府银行, 1905年开始在北京发行纸币, 之后在天津、汉口、济南、奉天等处设有分行, 发行银两票、银圆票和钱票三种纸币。

为配合中央财政政策, 清政府又在各省城及商业繁盛之地设立官钱总局和分局, 其主要业务是开钱票、放兵饷、收兑清政府发行的钱票和宝钞, 以筹现款用于军需、赈灾、官员公费及各项工程费用等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已经破败不堪, 在经济上由中央户部统领地方藩司的财政系统也基本上崩溃。

此时, 全国货币的地方性日益增强, 而之前清政府在各地设立铸钱局及其银两成色的不同, 也为日后地方官银号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外加纸币与各地种类繁杂的硬币相比具有便于流通的优势, 基于各地方财政的需要, 各省加大了筹设官银钱号的力度, 并且开始发行在各省内独自使用的纸币。这实质上是以地方财政发行代替了过去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发行。

1905年, 由奉天省财政总局筹拨沈平银30万两, 另筹商股数万两创办奉天官银号, 是官商合办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奉天官银号成立初期, 主要的工作任务是印刷和发行各种纸币。

它的成立, 对于奉天金融事业的发展和奉天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9年, 为了将辽、吉、黑三省的金融机构统一起来, 把奉省的地方银行升格为东北三省的地方银行,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奉天官银号的资本增加至60万两白银并更名为东三省官银号。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奉票曾一度在东北三省通用, 那时东三省官银号实际上成为东北三省中央银行。

四、结论

清末民初时期, 西方列强纷纷在华设立银行发行纸币, 同时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为抵御西方金融资本的入侵和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 各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官银钱号发行纸币以补充市场上货币量的不足。奉天省政府发行的奉票在统一币制、稳定金融、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缀：老头票：日本统治东北时发行的纸币，借此搜刮掠夺民间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