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何将6所部属大学 迁入重庆市 原驻上海成都武汉贵阳昆明

省部共建：地方高校依靠自己特色在省级政府支持下积极争取国家对应部委支持以拓展教育经费资源、提升自身水平的战略。历史上我国高等学校多隶属于国家不同的部委，各个部委办自己特色的高校。国家教育领导体制改革后，中央将原来的部委所属高校调整为教育部主管（教育部直属高校）和部分工信部主管，其他高校改由省级地方政府管理，即形成了高校隶属格局：少数中央部（委）属高校和多数地方政府所属高校。中央部属高校得到的资源较多，发展较快，而大多数省属高校得到的财政支持较少，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推动地方发展的软实力，是一个省的金字招牌，省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区域内高校的发展。面对着部属高校在省级区域布局极不均匀，只有少部分高校才能遴选进国家“211工程”、“985工程”项目和国家部委属高校不能扩容这样的局面，高等教育资源不发达省份的政府为了做强地方高等教育，便大力支持省属高校依靠自身特色积极争取相关国家部委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就形成了“省部共建高校”。
共建形式：省级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省级政府与国家安监总局共建、省级政府与工信部共建、省级政府与农业部共建、省级政府与水利部共建、省级政府与铁道部共建、省级政府与交通运输部共建、省级政府与民政部共建、省级政府与国家海洋局共建、省级政府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建、省级政府与国土资源部共建、省级政府与国家粮食局共建、省级政府与国家民委共建、省级政府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省级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省级政府与三大国家石油公司共建、省政府与国家烟草专卖局共同建成。
省级政府与教育部共建地方高校
2004年，教育部经过认真、慎重的论证和研究，决定与中西部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自治区）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共建一所地方所属大学。此举旨在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促进高等教育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推进教育公平，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以及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自2004年教育部与河南省共建郑州大学以来，截至目前，教育部已与河南、新疆、云南、陕西等17个省（自治区、兵团）签订了分别共建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等22所高校的协议。共建工作开展以来，教育部与地方政府从宏观指导、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给予共建高校以大力支持，极大地推动了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教育部将视条件和可能给予省部共建高校一定的经费投入支持，对共建高校的改革、发展、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指导与扶持，指导共建高校制订完善战略发展规划、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在区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加强对共建高校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指导；扶持共建高校加强人才培养基地、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建设；吸收共建高校参加教育部召开的直属高校的重要会议，进一步推动其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相互学习与信息交流。
河南省郑州大学（2004年2月27日）
河南省河南大学（2008年10月17日）
新疆自治区新疆大学（2004年3月11日）
云南省云南大学（2004年3月11日）
广西自治区广西大学（2004年3月18日）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大学（2004年5月14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大学（2004年5月25日）
西藏自治区西藏大学（2004年9月20日）
青海省青海大学（2004年12月5日）
江西省南昌大学（2004年12月15日）井冈山大学（2007年10月28日）
贵州省贵州大学（2004年12月23日）
山西省山西大学（2004年12月24日）
宁夏自治区宁夏大学（2005年4月22日）
陕西省延安大学（2005年6月9日）西北大学（2009年3月22日）
河北省河北师范大学（2014年11月26日）河北大学（2005年11月10日）
湖南省湘潭大学（2005年12月17日）
吉林省延边大学（2005年12月25日）
海南省海南大学（2007年12月24日)
甘肃省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3月16日）
浙江省浙江工业大学（2009年6月8日）
天津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2010年3月）
广东省汕头大学（2012年6月30日）
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10月）
浙江省宁波大学（2012年9月）
福建省福州大学（2012年10月，211工程大学）
江西省江西师范大学（2012年10月）
福建省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11月）
黑龙江省黑龙江大学（2012年11月28日）
上海市上海大学（2013年4月18日，211工程大学）[2]
湖北省湖北大学（2013年7月18日）
安徽省安徽大学（2013年8月3日，211工程大学）
四川省西南科技大学（2013年8月29日）
安徽省安徽师范大学（2013年10月29日）
湖北省武汉科技大学（2013年12月）
山东省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12月）
山东省济南大学（2013年12月）
云南省云南师范大学（2013年12月）
安徽省 安徽理工大学（2014年6月24日）
江苏省江苏师范大学（2014年9月）
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2014年9月，211工程大学）
河北省河北师范大学（2014年11月26日）
河北省、天津市河北工业大学(2014年12月，211工程大学）
省级政府与工信部共建地方高校
除了省级政府与教育部共建高校外，另一大的共建院校群体当属工信部与省级政府共建高校群体。这一共建体制的形成是为了解决一些高校在发展自身特色的同时能够获取省级政府的大力支持，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在共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工信部共建高校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进一步理清了办学思路，学科建设等获得了快速发展，学校硬件条件和外部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对外交流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与地方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更加紧密。
教育部、工信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陕西省、西安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11工程大学）
教育部、工信部、湖南省中南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大学）
教育部、工信部、北京市北京邮电大学（211工程大学）
教育部、工信部、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211工程大学）
江西省、教育部、工信部江西理工大学
河北省、教育部、 工信部燕山大学
注：湖南大学、湘潭大学等仅为国防科工局（工信部下属机构之一）共建，不是工信部共建。
省级政府与水利部共建地方高校（5所）：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三峡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昌工程学院、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省级政府与国家三大石油公司共建地方高校（9所）：
东北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长江大学、重庆科技学院、
常州大学、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江苏省政府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共建高校(1所)：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省政府与国家交通运输部共建高校：南通大学
广东省政府与司法部共建高校：广东财经大学（原广东商学院）
四川省与国土资源部共建高校：成都理工大学

为什么当年选择重庆为直辖市?

从1891年成为中国内陆最早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到抗战时期的“陪都”、建国初期的“西南局”以及改革开放的计划单列市，重庆地位几起几落。世纪之交，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三峡工程建设和百万移民迁建，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重庆被推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的交汇点。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重庆直辖，既是这一战略思想的产物，也是中国为加快中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纵览中国区域经济版图，重庆一直是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起着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对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地区有双重聚散功能。选择重庆作为推动中国发展大局之变的“战略支点”，无疑是一种历史必然。

扩展资料：

一、相关资料：

1997年2月27日，时任总理的李鹏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的《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中特别指出：“设立重庆直辖市是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3月6日，时任国务委员的李贵鲜就这一议案向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做进一步说明时，详细阐述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三大理由：发挥重庆区位优势，发挥辐射西南，带动长江上游的作用；有利于解决四川人口过多和行政区划过大，给行政管理和发展带来的困难；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完成移民任务。

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普遍认为，这十年来重庆的跨越式发展充分证明，设立重庆直辖市是中国区域战略布局的一招“妙手”高棋，开启了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新航程。

直辖后的重庆在承接国际和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中发挥着枢纽作用；“重庆板块”以长江黄金水道与“长三角”相连，以西南出海大通道与“珠三角”相接，在我国经济布局向内陆地区拓展中起到了战略支撑作用。

二、重庆简介：

重庆，简称渝或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际大都市，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 西部大开发重要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联结点以及内陆开放高地；既以江城、雾都著称，又以山城扬名。

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西南部，东邻湖北、湖南，南靠贵州，西接四川，北连陕西。总面积8.24万平方千米，辖38个区县（自治县）；2017年常住人口3075.16万，地区生产总值19500.27亿元。有中国火锅之都、中国会展名城、世界温泉之都之称。

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融贯东西，汇通南北的综合交通枢纽。其江北机场居中国内陆“十大”空港之一，果园港为渝新欧大通道的起点。重庆地处盆地东部，地形由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其山地占76%；气候冬暖春早，夏热秋凉，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境内，流程679公里。

参考资料：

中国网-中央为什么设立重庆为直辖市?

百度百科-重庆

中央地质调查所抗战内迁北碚史实

欧阳辉 侯江 张锋

(重庆自然博物馆)

一、引言(历史契机)

抗战时期，中央地质调查所为避战乱，向西撤迁。1937年11月从南京撤退，12月到长沙，1938年7月从长沙内迁重庆，1938年秋到渝，并在滇、桂两省设办事处，1939年春在北碚建成办公楼，开始了战时相对稳定的科学工作，调查矿产、土壤、古生物，倾注全力于西南资源的研究，成为战时国内矿产资源调查研究中心。地质调查所能在纷乱的战时安定下来，直接得益于中国西部科学院。在此，“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继续研究工作，使地质学这门中国近代率先兴起、成就最大的自然科学的科研血脉得以传承，并与其他内迁北碚的科研单位一道，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共同构成战时内地科学之大观。

北碚位于重庆市北部，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4县(民国时期行政区划)交界，水陆通达，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优良。1937年7月，抗战发生，北碚划为迁建区，战区机关相继西迁，纷至沓来，遍及八镇。有学校、研究机关、工厂和其他机关，以学校和学术机关尤为众多。仅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惠宇及其附近地区，就有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多家单位。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移。地质调查所仓促奉令，全部动员，于16～18日3天内，将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昼夜赶工装箱，于18日将202个已装箱件运赴南京下关。南京旋告紧急，代所长黄汲清组织地质调查所内迁武汉。长江航运吃紧，地质调查所紧急装箱的202箱重要书刊积压下关码头难以启运。黄汲清求助于当时兼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翁文灏找到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商洽，使其迅速装船，12月全部运抵长沙。1938年7月，武汉告急，地质调查所再次搬迁，先落脚在重庆市内，后因避免空袭，再度搬迁，最后落脚北碚，书刊、仪器暂时存放在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其下属机构兼善中学内。

地质调查所的内迁是奉1937年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命令行事，而黄汲清选择北碚，则完全出于卢作孚与其胞弟——北碚行政长官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区长卢子英的热情邀请。“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致卢作孚的信函中谈及此事。

对于地质调查所，卢作孚早有所见识和佩服，并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30年为筹建中国西部科学院而进行的华东、华北以及东北的组团考察活动中，在参观了地质调查所后他对丁文江说：“我们觉得南北走了一圈，难得看出极有成绩的事业，地质调查所总算有成绩了”。1931年1月2日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兼善中学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把中央研究院、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美国芝加哥博物院、瑞典博物院等学术研究机关列为其联络事业。

鉴于多年的交往与支持，地质调查所迁入之后卢作孚对他所敬重的地质调查所倾力相助，借出西部科学院办公楼作地质调查所办公场所，同时又在西部科学院院内借予地皮新建办公大楼，1939年初速建办公楼，同年春建成。磨片车间在靠江边的一排平房内。图书馆则建在距北碚1km的鱼塘湾。建筑新图书馆，是为图书仪器安全起见，并因新建大厦(指办公楼)不敷应用，特于北碚近郊青岗坡地方建一新楼，下层为图书陈列及阅览室，上层为土壤研究室及古生物研究室，1939年开建，1940年建成。1938年成立的昆明办事处因滇越边界时局日紧，1940年10月起取消并入北碚总所，重要标本、图书、仪器和大部分工作人员迁碚，在天生桥租一小楼，为第三办公室，计房屋六大间，楼上为新生代研究室和宿舍，楼下为化学试验室。

关于迁址，在秦馨菱的回忆中是这样叙述的：“1938年又迁往重庆复兴观巷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合署办公。1939年春又从重庆城内迁往北碚在惠宇旁自建的新大楼内”。迁渝办公时间是8月18日，详细地址重庆小A子复兴观巷5号。

此时虽远不及北京时期、南京时期那种良好的、国内一流的办公环境，然而，从所设置的第一办公处(惠宇)、第二办公处(鱼塘湾)和第三办公处(天生桥)来看，在战时的状况下，还是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为科研工作的展开提供了硬件保障。

对于此次内迁，代所长尹赞勋在1941年12月14日地质调查所25周年纪念会上的工作近况报告中这样提到：“黄汲清先生受命于抗战之初，于艰苦之中，领导同人继续工作，迄无间断，又将大批图书标本仪器材料，一再迁运，而达后方较为安全之地带，厥功甚伟。”的确，因之地质调查所才得以在国难严重时期安身立命，不但老的机关还能维持，而且有不少新的机关相继成立，20年来地质界的心血得以保存，科研工作的延续性得以保持，并继续发挥其在地质科学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调查科研合作 交往联系密切

1.卢作孚对地质调查所的帮助

中国西部科学院院长卢作孚对于抗战内迁北碚的地质调查所以及其他一些科研机构，给予了许多实际的帮助。除迁来之初的提供房舍安顿、提供地皮建房，到迁来后保证正常运转的具体事项，可从1940年黄汲清与卢作孚的往来信函中略见一斑。

1940年5月18日黄汲清就大明染织厂停供惠宇各机关电力一事向卢作孚致函，恳请卢作孚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设法维持惠宇各机关用电：

作孚先生大鉴：

在渝两次趋谒，未获晤面，至怅惘。

兹有一事欲为先生陈述者：爰北碚敝所办公室及惠宇各机关所用电力，一向由大明染织厂供给，至为便利。乃自本月一日起，该厂即实行停止供电，所持理由为奉命增加生产，电力不足，该厂并嘱惠宇各机关及敝所向北碚公共电厂接洽用电，以为补救之计。各机关闻讯之下，深同诧异，乃由工业试验所顾所长毓瑔及清向该厂交涉，请其继续供电。当与该厂主持人查、谢二君商讨良久，卒不得要领。清等以北碚各种建设事业或由先生所提倡，或为先生所主持，而大明染织厂之组织亦由先生担任董事长，故谨代表敝所及惠宇各机关呼吁于先生之前。

查惠宇各机关所需电力每月不过一百二十度，为量甚微，而需用则甚迫切。除夜间电灯外，西部科学院及中央工业实验所均需要电力以供化学分析之用，今若停止供电，其影响所及必甚重大。回忆两年前各机关感先生及子英先生盛意，欣然迁来北碚，并蒙假惠宇房舍以办公，复借予地皮使建新屋，时至今日惠宇一带已形成科学事业中心，外人且有北碚为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今者吾人所需之自来水既被大明厂停供于前，必需之少数电力又被停供于后，科学中心势必将瓦解。先生向来热心科学事业，自不忍此种现象之发生，况西部科学院为先生所手创，更不忍使其正常工作有停顿之虞。

至大明厂方面所持理由为电力不足，而按之实际则并不如是。查该厂内装安电灯不下数百，工人宿舍内电灯亦不下数十，均彻夜照耀，辉煌灿烂不关闭，若电力果感不足，何以不节省浪费。近闻该厂与江苏医学院定约，自本月份起供给该院制药用电每月二百余度，而以该厂员工赴该院免费诊病为交换条件，此益证该厂电力充裕，乃厚于江苏医学院而薄于惠宇各机关，其故殊不解也。至北碚公共电力厂电力甚微，供给北碚市面已感不敷，且近来北碚新兴事业甚多，如兼善公寓，如亚洲饭店等，均赖公共电力厂供电，是其供给市面用电已应接不暇，自无余力供给惠宇各机关，而惠宇各机关之用电除仰给予大明染织厂外，别无办法。

为此敬恳先生设法维持，劝告大明厂主持人继续供电，则公私感激无涯矣。专此。

敬颂

勋祺!

黄汲清 顿首

五月十八日

对于5月18日黄汲清信中所反映的事情，卢作孚及时作了调查并作建议找卢子英帮助。1940年5月27日卢作孚复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五月十八日惠书奉悉。“大明”奉令增加生产，收回厂外供电，以致无法再供惠宇用电，殊为遗憾。科学研究与增加生产极应同时并重，以应抗战需要。惠宇所需电力已另商北碚区署设法停一部分市场用电，挪以救济惠宇之各事业，请先生就近洽商子英帮助。至该厂内部用灯，亦应节省，已提起厂中注意。至与江苏医学院定约供电一节，据厂中负责人言，系该院少数用电设备供装厂中，而以优待职工诊病为答谢，对该院内部用灯并未供给，等语。特并复闻。

敬祝

健康!

弟 卢作孚

五月廿七日

黄汲清为开展科研工作，曾向时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卢作孚函索资料，如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等，卢作孚皆及时安排搜集，尽力帮助查找，在交通部重庆的案卷表册中没有的，又电告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代为查找。

1940年2月2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先生：

顷接本部路政司吴绍曾君函称“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金耀华君来司交下钧座介绍函一件，敬悉一是。地质调查所函索之资料，前已着手搜集，唯以需要者甚为广泛复杂，而本部在渝所有之案卷表册等项亦不完备，搜集颇感困难，是以迄未完竣，已将此情面告金君，俟搜齐后，当即送达”等语。特此函达，请烦察照。

并颂

时祺!

弟 卢作孚

二月廿三日

1940年10月3日，卢作孚致黄汲清函：

汲清仁兄惠鉴：

顷展九月二十二日手书，敬悉一是。瞩寄川滇、滇缅两路路线图一节，查该项路线图部中现无余存，经已电昆明叙昆及滇缅两铁路工程局径行检寄，希届时查收为荷。专复。

即颂

公绥!

弟 卢作孚 拜启

十月三日

2.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的支持

我国西部幅员广大，四川及其邻近地区，如云、贵、陕、甘、西康各省，在西部占有重要地位，而富含矿藏。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于该区域的考察与研究，责任重大，且必须依赖先进的学术机关的指导与援助。

地质调查所对西部科学院多有支持。1930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西部科学院筹备处，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人黄炎培、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科学家丁文江、秉志(农三)等都表示大力支持，为筹备中的西部科学院交换标本、介绍人才。地质调查所在西部科学院建立初期及以后亦进行过经济援助。西部科学院下属的地质研究所，从1932年成立开始就与地质调查所合作，接受其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援。

1930年入地质调查所的常隆庆1932年离所，任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

根据1950年4月22日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博物馆人员名册和同年北碚行政管理处制重庆市人民政府原政权人员简明登记表记载，时任西南地质调查所所长的黄汲清于1949年受聘为中国西部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3.调查科研合作与协作

地质调查所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合作，在内迁之前，多是由地质调查所主持、西部科学院派员参与，以四川及其周边省区为主的西部地区的地质、石油等自然状况和自然资源调查以及地质图的编制等科研活动。内迁之后，则由西部科学院发起，邀请地质调查所共同完成。

1931年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尚未成立之前，西部科学院即派员同北平地质调查所特派调查员，在四川西部及西康东部调查地质。1931年地质调查所到松潘等地调查地质的是谭锡畴、李春昱。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颇注意四川建设，曾几度派专员来川考察。1935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派人来川调查石油，西部科学院特派地质研究所主任常隆庆(兆麟)一同前往资中、自流井等处，作详细观察，每处至少须逗留一两个月。

在由地质调查所承担的中国本部地质图编制工作中，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成立于1936年、由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兼任主任、黄汲清任副主任的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计划在3年内完成怀宁南昌幅、上海杭县幅、长安洛阳幅、长沙万县幅、桂林湘潭幅、贵阳昆明幅和西宁酒泉幅等7幅1：100万地质图幅，并命名29幅以待将来编制。其中的长沙万县幅由田奇

、谢家荣、西部科学院一人组成，贵阳昆明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西部科学院1人组成。又计划从速编制几个重要区域1：100万地质图，其中成都巴县幅由黄汲清、谭锡铸、李春昱负责，并加入西部科学院1人。此项计划由于战争的影响延至抗战胜利后继续进行。

1939年和1940年，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接受地质调查所委托，进行四川各地的盐水化验。

1942年2月，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等与中央地质调查所李善邦、秦馨菱等，再次探测攀枝花铁矿。后由常隆庆主笔完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

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的早期地质调查研究成果，为后来该地区的地质科研工作打下基础。无疑，文章被引用可以证明其学术价值，地质调查所研究人员的论著中引用到了这些成果。例如，1933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号《重庆南川间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章鸿钊所著《中国中生代晚期以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动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一文引用，并被王钰著《关于半河系》参考。常隆庆1937年著《宁属七县(现西昌地区)地质矿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的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被地质调查所李春昱的《四川运动及其在中国之分布》一文引用。1933年8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印行的常隆庆、罗正远著，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丛刊，第一卷第二号《四川嘉陵江三峡地质志》被地质调查所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执笔的《北碚地质志》引用，并被李春昱《雅安期与江北期砾石层之生成》参考。

地质调查所内迁北碚以后，在西部科学院的协作下继续其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丰硕，出版事业不断。出版品有《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甲、乙、丙三种)、《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中国地质史》、《中国地质图》、《特刊——中国地层史》、《燃料研究专刊》、《制图汇刊》、《地球物理专刊》、《地震专报》、《土壤》(分〈土壤季刊?、〈土壤专报?、〈土壤特刊〉甲、乙两种)以及杂项等共12类19种，非常成系列。1941年只出版了1～3号的《地球物理专刊》，刊载《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区试用扭秤方法探测结果》(李善邦、秦馨菱)、《单极电力剖析》(翁文波)、《霓式地震仪原理计制造经过》(李善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物理探矿、地震记录方面的早期成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开创了基业。

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所载，地质所在抗战其间已完成、发表科学论文、报告120篇。其中，《江西南部钨矿地质志》(徐克勤、丁毅，1943)、《四川盐矿志》(李悦言，1944)、《甘肃中南部地质志》(叶连俊、关士聪，1944)、《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黄汲清，1945，本书是经过长期大量的野外调查之后，总结国内外资料完成的一部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使黄汲清成为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等为开拓性重要调查、研究成果，今天仍具指导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地质调查所(后1941年被定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在抗战时期，为了探测抗战和军工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在西部科学院的协助与合作下，地质调查所地质与矿产调查工作区域转向大后方的西南、西北诸省，除找到了上述的攀枝花铁矿外，还发现了诸如贵州铝土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一批重要矿产地。为抗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4.迁入后的一些活动

1938年1月，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改隶经济部，更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后来，为与河南、湖南、两广等省相继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区别，1941年夏开始使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名称。

地质调查所有正副所长各一人，分地质调查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古生物研究室、地质采矿研究室、测绘室、土壤研究室、化验室、陈列馆、图书馆以及文书、会计、庶务、人事等室[见杨家骆主编《北碚志稿》(二)(1945年)“迁建志”，北碚，1980年油印本]。

1940年秋，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办事处撤销，迁至重庆北碚。为防日军空袭，地质调查所在北碚安置得比较分散。总所设在文星湾现重庆自然博物馆北碚陈列馆内，图书馆建在2km外的鱼塘湾，在远离镇子4km的天生桥建造了一些简易办公室。

1941年1月5日，中国地质学会在文星湾地质调查所举行丁文江逝世5周年纪念会，会后杨钟健作“许氏禄丰龙之采修研装”的讲演，并引导与会者参观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6～8日，许氏禄丰龙在地质调查所对外公开展览。这是许氏禄丰龙在重庆的首次公开亮相，每天观众不下四五百人。1946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回南京，许氏禄丰龙也被转运到了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许氏禄丰龙又被转运到了北京。

1943年，中国西部科学院联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10余家科研机构在北碚文星湾惠宇筹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即中国西部博物馆)。1944年12月，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北碚文星湾正式成立。中央地质调查所作为筹备单位之一，负责其地质馆的布置。在此期间，亦完成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上述的安装许氏禄丰龙化石骨架活动。此外还有在黄汲清先生的指导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十余名工作人员完成了我国第一件地形浮雕——“中国地形浮雕”，此浮雕至今未作任何改动，足见其科学性，现陈列于馆内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还有抗战胜利日益临近，中国西部博物馆将许氏禄丰龙翻制一套模型继续陈列在展厅内，将正型标本替换下来。

三、内迁西部腹地，意义作用巨大

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一个科学文化繁荣时期。而在抗战时期，全国科研普遍受挫，西部内地却因祸得福，独树一帜。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研院所的内迁，是一次“科学内迁”，是地质学等学科研究事业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发展阶段。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纷纷转移至大后方，使战争的损失尽量减少，为在大后方继续科研工作，以及为战后科研工作的开展，保存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民族科学的血脉得到保存。

1.改变了中国地质学等科技的空间分布

科学发展的时空分布受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自然等等因素影响。抗战即是一个显著的因政治原因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地质等科技的时空分布的典型案例。抗战时期，中国的地质等科技格局发生变化，地质等科技中心发生了转移。重庆、昆明、成都等地成为中国地质科技的战时主要分布区，而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政府各部门、中央各主要科研机关、重点大专院校等纷纷聚集于此，从而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科技力量最密集的城市和科技中心。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迁碚期间，一批中央研究机关因同地质调查所一样，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直接帮助下先后内迁北碚。除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外，分布在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的其他研究机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分开，植物所在金刚碑)、中国科学社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与惠宇紧邻的杜家街分布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等，其他院所如在水井湾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状元碑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后峰岩的经济部矿冶研究所等，北碚成为当时中国战时科学中心之说——可谓学术诺亚方舟。抗战胜利后，虽然大部分科研机关、高等院校回迁原地，但对我国地质学等科学技术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却永久地保留了下来，仍然在发挥作用。

2.又一次地质学等科学的本土化过程

卢作孚早年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意识地推行科学本土化，是一种文化自觉，其最终目标是为当地建设发展服务。抗战时期，科研机构避祸而来，为适应当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西部地区，并从纯粹理论研究转向更多地服务于当地的实用研究，自然而然进行科学的本土化。这些科研院所内迁后不但倾力于本职工作，并积极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中，如受北碚管理局委托，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家单位就参与了编修北碚志的重要工作。

作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在人才储备、科研力量、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方面在国内堪称一流。地质调查所到碚研究人员，使内地拥有一批宝贵的高级研究人才。科学家群体在忧思国家民族的命运之时，以一种务实的姿态，坚守书斋，积极作为，除进行本身的研究工作以外，一些还直接加入到当地的研究机关、高校以及工厂等，领衔或参与当地地质等研究工作。例如，王炳章20世纪40年代曾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俞建章1936年回国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侯德封1937～1945年在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任所长，兼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杨钟健曾在重庆大学兼职任教；李春昱曾兼职于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1938年离开地质调查所，出任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黄汲清兼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方俊1943年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金开英1938年随同沁园燃料研究室一同转到重庆动力油料厂。202箱图书馆、陈列馆、各办公室、化学试验室及土壤室的重要物件运往北碚，充实了基础设施和研究材料。即使抗战胜利后回迁原地，但移赠房舍、部分标本等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中央地质调查所第一办公楼(现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内的地质大楼)1946年移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

3.形成西部内地科研文化高潮

卢作孚1930年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开创之初，即为西部内地一面科学的领军旗帜。后因经费等原因，地质研究所等相继停办。然而，卢作孚对科学的热情并未削减。卢作孚“向来热心科学事业”(黄汲清)，在纷乱的时局里，为知识群体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用中国西部科学院这块物质平台，搭建起内迁科研机构的避风港，使内迁机构研究工作的连贯性得到保障，传承了科学文化的精、气、神。在国土沦陷的危难之时，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研究机构，在大后方坚持科研工作，进行“科学救国”。意虽不在改造当地相对落后的科学文化状况，而实际上先进的科学思维、方法、人才、体制等，带动和提升了西部地区科学文化的进步，出现空前的繁荣。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中国大部分顶级科研机构内迁重庆、北碚，地质、生物、农林、工矿、医药、地理、物理、心理等形成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内迁给迁入区的科研活动补充了新鲜血液，改善了迁入地区的科研条件，加强了科研力量，改变了科学技术在全国分布不均衡的局面，相对平衡了中国的科技分布。内迁科研机构的学术进程，与卢作孚一直以来在当地所探寻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过程相一致，成为抗战时期以北碚为代表的西部内地近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线，所从事的工作实践、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得内地认识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变得丰富起来。外来的先进文化繁荣了当地科研文化状况，呈现出全新的局面，形成西部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科研文化高潮。

四、结语

地质调查所在北碚的时间为1938年7月～1946年1月。经历了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期间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无私援助和物质保障下，地质调查研究所等各个研究单位的共同努力，地质等科研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既改善了地质等科研基础条件，又促进了区域内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开放共享。全国各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形成内地较为完整的科研体系，地质调查所与其他研究所间更为密切地合作交流，并且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更为广泛，在内地形成互为补充、相互结合的科技平台，改善了中国地质等科学资源分布的格局。内迁院所在原有的科研基础上，根据战时需要，调整研究重心于应用科学，注重实地科学调查，获得大量西部地区第一手资料和标本，充实了该地区的学科研究。内迁给内地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带动了内地地质等学科科研实力的提升，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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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为什么又叫陪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又叫“两京制度”，它始于西周。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

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1，由于都城偏居边地，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如西周的洛阳。
2，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建都在边区，后来该政权强大，入主中原，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如清之盛京，元之开平府。
3，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
4，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如唐朝的南京成都，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只有靠空袭。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张凤琦表示，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当时，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捐弃前嫌，携手抗日。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

“铁血西迁”

撑起工业“脊梁”

用张凤琦的话说，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

成为战时文教中心

张凤琦表示，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空前繁荣，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